道中华丨为什么我们以九州代指中国?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齐子通 发布日期:2023-09-30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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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象,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坐标,因为她是中国!

  在今天,我们仍然习惯用九州指代中国。逢盛大节日,我们说“九州同庆”;赞美祖国辽阔疆域,我们说“九州四海”;生逢盛世,国泰民安,我们说“九州攸宁”;赞颂中华大一统,我们说“九州共贯”。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这首《己亥杂诗(其五)》可谓家喻户晓。诗中提到的“九州”就是指中国。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解释“九州”词条:

  “传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称。”

  那么,“九州”到底指哪里?我们又为什么以九州代指中国呢?

  大禹被蹭“流量”?

  论九州,首先要谈《禹贡》。《禹贡》是《尚书》中一篇记述早期中国山川地理、交通贡赋等内容的重要文献。

  在古代,人们认为《禹贡》是大禹所作。不过,由于《禹贡》的内容不契合上古时期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舍弃旧说。王国维认为《禹贡》成书于西周,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郭沫若认为是战国初期;顾颉刚认为是战国末年,秦国人所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认为是魏国人所作。

  但若非大禹所作,《禹贡》为什么托名大禹呢?这要从诸子百家争鸣的一种风气说起。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进入高潮,各家学派为显示自家学术源远流长,纷纷打出了古圣先王的旗号,壮大声势以压倒其他学派。例如:儒家“祖述尧舜”;墨家效仿大禹,穿草鞋褐衣、过清苦生活,声称“禹之道”;农家则推出神农氏,自称“神农之言”。

  道家分为老庄(指老子和庄子)道家和黄老(指黄帝和老子)道家,后者为什么将黄帝与老子并称?那是因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一些人认为老子的声望不足以同其他学派抗衡,便抬出人文始祖黄帝作招牌。此外,兵家、阴阳家、杂家等也都推崇黄帝,故《汉书·艺文志》所录战国时期的黄帝类书籍极为丰富。

  可以说,《禹贡》托名大禹成书,与当时诸子百家流行蹭远古圣王“流量”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解释清楚《禹贡》的由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也是《禹贡》最重要的问题——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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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贡》九州图。(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

  何谓九州

  《禹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划分九州。客观地说,禹划九州存在一定的历史基础。《史记·夏本纪》提到了大禹“开九州,通九道”。《禹贡》以山川河流为大致界限,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冀州以黄河为界。黄河自河曲到潼关由北向南,自潼关到今河南武陟向东,然后经河北,沿东北方向流入渤海(此为古黄河入海方向),构成了冀州的大致边界,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北等省。河北省简称“冀”,即由此而来。

  兖州位于济水以北,冀州以东。

  青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半岛,西至济水,与兖州接壤,南至曲阜、泰山,一直延伸至黄海。

  徐州北接兖州、青州,西邻豫州,南至淮河,东临大海。

  扬州大致位于淮河以南,九江以东。

  荆州东至九江,接邻扬州,西至汉水上游,接邻梁州。北起荆山,南至衡山。

  豫州东起泗水,西至华山,南至荆山,北临黄河。

  梁州和雍州的位置大体以秦岭为界,北为雍州,南为梁州。

  九州分布,有哪些历史秘密

  在九州的地理分布中,北方黄河流域有六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南方地域辽阔,却只有三州,即扬州、荆州、梁州。北方州数额比南方多一倍,相应的,北方六州的区域面积相对小,南方三州的区域面积却很大。例如北方黄河中下游的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地域略显狭小,南方长江流域的扬州、荆州、梁州地域面积却都很大。

  这些差异蕴含着早期中国的丰富历史信息。黄河流域的六州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带。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提出“重瓣花朵”理论,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之正位,四方辐辏,终成主导。后来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大型政治共同体,就是夏朝。北方有广阔大平原,农业发达,而南方多山地丘陵,故早期中国人口密度北方大、南方小,与之相应,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也在北方。九州分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契合了先秦时期的历史形态。

  《禹贡》按照九州土地肥沃程度划分九个等级,贡赋各有差异。例如,雍州田地为黄壤,等级上上。青州临大海,产鱼盐之利,贡赋有盐和海产品。梁州矿藏丰富,贡赋则有铁和银。这些记载反映了中国早期先民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土地资源知识。

  两汉十三州与《禹贡》九州的地理分布惊人相似。汉代设置的十三州政区遵循《禹贡》九州的基本框架,是在《禹贡》九州基础上脱胎而来。《汉书·地理志》对汉代十三州中的九州记载,也几乎完全抄录承袭《禹贡》九州的描述。

  从这一意义上说,《禹贡》九州划分突破了先秦时期邦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限性,反映了大一统视野下对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秦汉以降历代政区划分,大多参照山川河流、自然地貌进行划界,这一思想原则来源于《禹贡》。

  如果说《禹贡》九州体现了大一统视野下的郡县制,那么《禹贡》所记载的“五服制”则蕴含了因俗而治的差异化治理思想。

  “五服”是周制,从中央所在地向四周扩展,每五百里为一“服”,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距离中央越近,和周天子关系越亲近,体现出由内而外的天下观。

  这种观念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考古学者韩建业教授指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出现了三层次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惊人相似,周代五服制政治地理层圈结构在商代基础上发展而形成。

  秦汉以降历代中央王朝实行郡县制,在边疆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就是受五服制的历史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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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天下九州,超越华夷界限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宅兹中国”的记载,这里的“中国”是指洛阳。儒家经典《大学》所言“不与同中国”,这里的“中国”是指华夏中原,具有文化蕴含。很多学者在论及先秦时期“中国”概念时,常从这些视角进行解读。但是,战国后期以天下九州指代中国的观念,体现出消泯华夷界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史记》记述阴阳家邹衍思想学说: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在邹衍看来,中国就是天下九州。与传统“中国”概念——“华夏”相比,邹衍将中国的地理范围大大拓展了,不仅包括华夏,也包括四夷。例如,荆州是大夷楚国核心范围,扬州包含吴越,雍州包含西戎。显然,“九州”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超越了华夷界限。

  邹衍生活在战国后期,天下重新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各民族与华夏族交往密切,逐渐融合起来。邹衍重新界定中国概念,以“九州”冠之,消泯了华夷界限,实现了华夷一家。这样的“中国”,成为超越单一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比之前的“中国”概念,有了质的飞跃。从此,以“九州”指中国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汉代王吉说: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人们开始用“九州共贯”形容中国大一统。

  五胡入华,晋室南渡,南北政权分立,王导和晋元帝司马睿论时局说“九州分裂”。同时期的王鉴也说,东晋所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

  “九州”,也出现在文人骚客的笔下,在诗歌里,在文赋里。天下统一的时候,大唐盛世的岑参可以自豪地说:

  “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天下分裂的时候,南宋的陆游只能伤感地哀叹:

  “壮岁羁游半九州,即今憔悴老菟裘。”

  “半九州”,表明陆游没有把南宋视为中国的全部,仅是一隅而已。每当山河破碎的时候,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吟唱 “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意象,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坐标,因为她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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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其实,随着历史演进,中国观和华夏观都在不断演化发展、与时俱进。清乾隆皇帝提出,只要是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各民族均“进而为华夏”。“华夏”成为超越各单一民族、基于清朝领土的共同性实体,与中国观之演进有异曲同工之妙。

  (头图为长城日出风光。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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