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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肃省平凉市城区，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园，名为柳湖公园。据传，柳湖始建于北宋，时任渭州太守的蔡挺引泉成湖，并在湖堤广种柳树。

　　现今，柳湖公园内依然可以见到许多粗壮的柳树，但这些柳树并非源于北宋，而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经略西北时所种植。

　　▲柳湖公园。（图片来源：甘肃省人民政府官网）

　　这些树木成为了左宗棠经略西北的见证，当地居民为纪念左宗棠，将这些树木称为“左公柳”。

　　▲左公柳。（图片来源：哈密零距离）

　　陕甘善后与新疆危局  

　　1873年，左宗棠底定西北后，制定了以留防后路各军为中心恢复陕甘经济的措施，如代民垦荒播种、修筑城堡、整治道路、挖井引渠、栽树植蔬等等。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左宗棠从经世致用、民本思想出发，欲全面复兴西北经济与文化的宏图大略。

　　▲左宗棠。（图片来源：甘肃省人民政府官网）

　　此后，陕甘地区民众生活逐步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此时的新疆，在俄、英的支持下，中亚浩罕汗国头目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还出兵侵占伊犁，局面岌岌可危。面对危局，清廷在海防与塞防之争后，最终确立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案，经略陕甘近十年的左宗棠挺身而出，担负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1875年，清廷改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师出征。

　　新栽杨柳三千里  

　　左宗棠被任命后，积极筹备西征事宜。左宗棠的西征计划 “以缓行速战为义”，即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速战速决。

　　屯田与垦荒是左宗棠筹备后勤的重点。早在1866年，左宗棠在家书中就指出，“自古边塞用兵，无不以兴屯为守务”，明确了屯田在边疆军事行动中的基础性作用。1873年，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亦明确提出了欲收伊犁，必克乌鲁木齐，而后“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的战略思想。

　　1874年，清军先后行抵哈密后，左宗棠提出军队应尽力开荒，并明确了开荒与屯田之区别，令官兵就地耕垦，遇有哈密民众归来，即发赈给种、拨给地亩，使其能够自种自食；或给予雇值，令其随军队耕获，使其能够自食其力。待官军开拔后，地亩开荒已成熟，哈密民众复业者必日趋增多。

　　1875年，左宗棠向清廷详细陈述了新疆军务的具体筹划情形。其一，详细陈述了哈密、巴里坤、古城的粮运、屯垦情形；其二，改变过去兵农合一的办法，整理哈密、巴里坤、古城兵事，实行兵农分离，各司其职，以致“饷事可节，兵事可精”。在左宗棠的经营下，新疆屯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力保障了军队的军粮供应。

　　▲左宗棠西征途中的运粮队伍。（图片来源：《环球人物》官微）

　　在屯垦之外，左宗棠依然需要依靠陕甘及内地诸省的粮饷支持。因此，种粮为基础，运粮则为关键。左宗棠不仅注重对道路的开通与维护，更注重对路旁树木的种植。

　　在后勤布置妥当后，1876年正月，左宗棠从兰州出发前往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在行军途中沿官道栽植树木。抵达肃州后，左宗棠在肃州设立行营，分遣大军西进。西征军在行军途中，同样沿官道栽植树木。据学人秦翰才之言，左宗棠在官道两旁之植树，“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这在当时主要服务于军队后勤。

　　在左宗棠植树的影响下，其部下也积极植树，如湘军将领魏光焘到达平凉时，即积极倡导种树，令平凉士民择其地所宜树木，于池畔、河旁、道左、地角悉行栽植，或五尺一株，或一丈一株，不使地有空闲。与左宗棠相比，魏光焘的植树除“荫行路”外，更有“供梁栋之用，资爨薪之需，制器物”等实用考虑。左宗棠及其部属所栽种的这些树木，从陕西绵延至新疆，沿途数千里，构成了西北边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左公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左宗棠的充分筹备下，清军在北疆的军事进展较为顺利。1876年8月，收复乌鲁木齐；至11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北疆所有领土。因时值入冬，清军决定就地休整，待来年开春后再图南疆。在此期间，左宗棠开始着手恢复北疆经济，大辟屯田，招徕流民，发展民生事业等等，旨在“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1877年4月，清军收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打开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仓促逃往库尔勒，不久即死去。至1878年1月，清军收复喀什噶尔等城。至此，清军在新疆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引得春风度玉关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左公柳”已遍及西北各地。根据左宗棠在1880年的一份奏稿记载，仅“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计程六百里，节年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此外，还有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

　　1879年，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濬在西行嘉峪关之时，沿途皆见左宗棠所植之树，不由心有所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与植树相伴而行的，是西北经济的全面恢复。在新疆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后，左宗棠在奏折中提到“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不劳民力，不耗公财”，以兵代工为出发点，提出了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等办理新疆善后的诸要点。

　　除新疆外，左宗棠在陕甘等地亦秉持这一经营理念，令各防军于暇时平治道路、开浚河渠、助垦民田、广植官树，城堡、驿舍、桥道、河梁凡民力所不逮者，皆防军任之。

　　在左宗棠的经营下，西北社会逐渐从战乱中复苏：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粮价日减；罂粟之地改种草棉，贫民亦免苦寒；广植浙桑，广设织局，民可获利；沟洫桥梁，无不整饬，水利兴焉；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行过学塾，时闻诵声。左宗棠得到了西北各族群众的认可，可见其在西北的善政深得人心。

　　▲左公柳。（图片来源：哈密零距离）

　　如今，“左公柳”依然挺立在西北大地，仿佛在为我们诉说着那段历史。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经略，有力抗击了外国的侵略，巩固了国防，维护了统一，推动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更促进了西北边疆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作者：黄丰富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

　　监制 | 王翔宇

　　责编 | 才丽媛

　　制作 | 郭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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