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圣敏

　　在国际学术界，费孝通先生被公认为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凡读过他的书的人，无论国内或国外，无不承认他在这几个领域所具有的渊博学识。他的数十部专著，成为这几个学科永恒的财产并流传后世。
　　除了学识渊博，费先生还有另外超人的一面，就是他的睿智。凡是与费先生有过较多接触或是真正了解费先生生平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特别是他在面临各种社会的转折或风浪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先见者的睿智。
　　正是凭借学识的渊博和智慧，近几十年来，在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几个学科的发展道路上，费孝通先生始终是一位舵手、一位指路人。
　　这几个学科都是20世纪以后自西方传入我国的，为了将这些西方产生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和民族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老师，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将这几个学科“中国化”的设想。他说，必须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使这些传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同时，吴文藻先生和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终其一生都在为此而奋斗。吴文藻先生还提出了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主张这3个相近学科的结合。他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就是这3个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自那以后的70多年来，在本土的研究中实现“中国化”，并且将3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就成了中国学者治学的传统和一直遵循的指针。
　　依据这样的传统，在上个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卓有影响的著作。如,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林耀华的《金翼》等。这些著作都难以单纯地定义为人类学或社会学或是民族学的著作。潘光旦、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
　　这几个学科在西方国家经过100多年的独立发展，也逐渐走向互相的渗透与联合。如在西方一些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是在一个系里，称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国际学术界早已将其基本归为一类，即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取缔，但民族学却得以保留下来。于是，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和他们的学生，就集体来到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大本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研究与教学。这3个学科的研究也因此都以民族学和民族研究的名义延续了下来。当时，费孝通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部工作。在此后开展的全国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研究部的学者们都担当了各支调查队的学术指导，使这些调查多少都能遵循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调研规范。费孝通先生也以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等名义担当了大调查的领导者之一。这些调查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影响深远，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生命也在这些实践中如“涓涓细流，间而未断”（潘乃谷教授语）。
　　20世纪80年代初，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高校中得以全面恢复，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部发展成了民族学研究院和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1982年费先生离开工作生活了30年的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他又于1985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亲自担任所长。在北大社会学系和研究所，费先生一直倡导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结合，在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中一直有人类学方向。1992年，费先生又将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1995年，在社会学所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上，他说：“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5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汇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顾反思。”当年6月，在费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学者及港、台和韩国、美国等学者老少咸集，汇聚一堂，开办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此后这个研讨班延续了多年。在研讨班上，他说：“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他说这3个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三科是一个集团，可以各有重点，又互相交叉。
　　1995年8月30日，已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先生又在自己家里召集北京的部分学者商讨，提出三科并立，将人类学也申报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这样就可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争取一个更大的空间。他说，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意见，我可以管管闲事，需要时我可以写信向有关方面讲讲我们的意见。遗憾的是他的这项主张受到个别人的误解和反对而未能统一意见，从而搁置下来。
　　10年之后的今天，又有部分学者，包括当年反对费先生意见的人重提这个主张，并集体写信向教育部等部门提出申请。事情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在等待，同时，在等待中我们再次感到了10年前费先生的先见之明。费孝通先生地下有知，或许会微微一笑。我们猜想，以他豁达的胸怀，他的微笑中应该有欣慰也有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