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宗教周刊·人文 上一版3  4下一版
泉澎两地宗教直航有望再续
“太无成见”——梁启超的宗教观
山西汾阳金代太符观
新发现多处纪年信息和文物
“莫郎节”里话变迁
 
版面导航  
上一期
3上一篇  下一篇4 2019年2月26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太无成见”——梁启超的宗教观

□ 张雪松
梁启超 资料图片

  今年是梁启超逝世90周年。在清末民初,梁启超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启蒙者,人称一部梁启超传记就撑得起半部近代史。梁启超在1898年“保种保教”的百日维新中登上历史舞台,后人将百日维新誉为“康梁变法”。

  梁启超原本是康有为的弟子,康有为一生提倡“儒教”,而梁启超的宗教观却几经重大变化:早年信奉儒教,中年反思乃至批判宗教,晚年膺服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

  宗教与国家盛衰的关系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极大。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强大,是源于宗教改革、复兴古学这一剂良药:“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也。”中华文明在秦汉之前并不输于古希腊文明,但汉之后每况愈下,都是因为封建王朝“保一家”而不知“保天下”,背离了儒教的教义。只有到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才恢复被淹没的儒教本旨。故此,早年的梁启超相信孔子为儒教的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康有为发起的新学相当于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国自秦汉数千年来未有宗教家,康有为是中国千百年来第一位宗教家,是马丁·路德式的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到的西方政治、社会、宗教各种学说日渐增多,眼界逐渐开阔,改变了原有的宗教观。以往,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只有通过宗教改革使儒教强大了,中国才能强大;但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西方资讯后,梁启超发现,“保教”未必保国,宗教强大未必国家就强大:“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天主教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势力很大,有国教的地位,但这3个国家在欧洲并不强大;而实行政教分离的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反而国力强盛。基督宗教在欧洲的势力也在减弱,宗教强大与国家强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许多启蒙思想家之所以关注宗教关系,并非单纯关注宗教本身,而是关注宗教与国家强盛或衰落的关系问题。早年,梁启超讴歌儒教,是认为通过康有为式的宗教改革让儒教强大起来后,可以“保种保国”,增进国民之“智识”,改变国民之“思想”,一国之兴衰强弱,全系于此。但梁启超在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后,改变了这一看法。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的进步来源于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则来源于破除对教主的迷信:“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西方启蒙思想家大都以攻击基督宗教著称,故今日即便要通过复兴儒教来使中国强大,也决不能通过“尊孔”塑造出一个教主来压制思想的自由。

  在这一时期,虽然梁启超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家多攻击基督宗教,但并未对基督宗教有特别的敌意。早先,康、梁提倡的“保种保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保儒教来抵制基督宗教;但恰恰因为梁启超改变了“尊孔”、独树儒家为一尊的固有想法,开始提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反而更多地看到了基督宗教的长处,反对盲目排外,大大缓和了以往对基督宗教的敌意。既然西方社会中强大的国家早已实行政教分离,基督宗教在欧洲都已经开始衰落,那何必让基督宗教还在中国传播呢?梁启超对此的回答是:“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利权者。中国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梁启超认为,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中有真信仰者,像广学会这样的基督教机构在传播西学、开发民智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值得肯定;而且基督宗教在学校教育、卫生医疗、助残济困方面多有善举,其慈善事业亦不容否定。因此,梁启超认为,对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应该持开放的心态:“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其有靳于一耶稣。且耶稣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中国地大物博,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佛教、伊斯兰教都曾传入中国并绵延发展至今,道教、民间劝善信仰亦在中国广泛传播,何必唯独拒斥基督宗教呢?“至于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这些披着基督宗教外衣的不法行为,只要“政事修明,国能自立”亦不足畏惧,“主权在我,谁能侵之?”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特别着力批判宗教对自由思想的压制,认为西方人的宗教概念实则是迷信,最重要的不过两点:“起信”与“伏魔”。所谓“起信”,是迷信教主之言;“伏魔”是压制不同于教主之言。所以,以“起信”与“伏魔”为特征的宗教最终都会压制自由思想,不利于开启民智、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耶教受洗时,必通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论》。)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如果单纯从理论上讲,梁启超对宗教是多持负面看法的;但梁启超毕竟不是书斋里的思想家,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家、革命者。一方面,梁启超固然看到了现实社会中宗教的诸多负面影响,但同时,作为行动者,梁启超又不能无视宗教在社会中的强大作用。

  宗教的优势

  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宗教思想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有着哲学理论远远不能比拟的优势。他在1902年撰写了《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提出了宗教的5点优势是哲学思想不可取代的:“一曰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宗教可以处于教徒个人自由之上,降服私欲、平息义气党争,将人们团结一处。“二曰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宗教可以让教徒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勇往直前,“苦我者一时,而乐我者永劫”。“三曰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宗教信仰可以使人淡泊世俗名利,从世俗的诱惑中解脱出来。“四曰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宗教禁忌、戒律对于安定社会、维护道德具有积极作用,“戒也者进民德之一最大法门也”,梁启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民智大进,而民德反下”,就是源于宗教影响力下滑。“五曰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宗教信仰坚定者,不畏惧死亡,故多为勇猛之士。梁启超认为哲学是从“智”的方面来探索宇宙原理和人类精神的作用,进而得出至善的道德标准;而宗教是从“情”与“意”的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时的梁启超盛赞宗教在治世方面的作用;流亡日本后,他虽然意识到了宗教在限制自由思想方面的局限性,但同时仍然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的作用。那么,如何认识宗教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中的作用,应该怎样对待宗教,便成为梁启超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是像康有为那样全面肯定宗教,建立儒教或孔教,以民族主义来团结民众、抵御外辱,同时“旧瓶装新酒”,用儒教“新学”启迪民智,反对封建独裁专制?还是全盘否定宗教,像西方启蒙主义者那样严厉批评和否定宗教,来宣扬自由主义、提升民智呢?梁启超并没有走这两条道路,而是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创造或是说改造出一种他心目中理想的“宗教”,并在这种理想的“宗教”中寄托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的意蕴。这就构成了梁启超宗教观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他最终的宗教观。梁启超的这种宗教观,不可否认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也有其调和主义的色彩,但对于后人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梁启超一方面意识到宗教在民众中的重大影响力,因此不愿意全面否定和放弃宗教;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现实的宗教对于自由思想的抑制作用。因此,他希望找到或改造出一种不压抑自由思想的宗教。或者说,梁启超认为宗教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宗教,一种不过是迷信。迷信压制自由思想,而真正的宗教并不压抑人的自由思想,相反还可以带来启迪觉悟和人的全面解放。最初,梁启超想将儒教改造成这种理想的宗教。因此,他特别反对康有为在塑造儒教过程中“尊孔”。梁启超认为,一旦把孔子树立为教主,就会压抑人的自由思想。因此,梁启超在儒教中最为欣赏王阳明的心学,认为王学才是最上乘的宗教。但很快,梁启超又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佛教上,佛教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辨性,相对儒教更适合梁启超的这种宗教理想。在梁启超眼中,“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

  把佛教改造成“哲学的宗教”

  佛教本身有迷信、正信的二分。梁启超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同时,梁启超又特别强调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早已成为中国固有之学,佛教是中国的国学,禅宗是“我们的禅宗”。梁启超推崇佛教,背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佛教能够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当然,梁启超认为佛教是这一时代的良药,并不是将古老的或当时的佛教直接应用于现实的社会革新之中,而是应该实行“佛教上之宗教改革”,改良后的佛教将发挥统一民心、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梁启超最终舍弃儒教而选择佛教,并非仅由其个人兴趣。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佛学的倡导者是杨文会,“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部与佛学有关系”。谭嗣同是梁启超早年接触佛教的启蒙者,后来梁启超在论证“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时,便引用谭嗣同的《仁学》:“知灵魂则其希望长”“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惮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迭迭”,指出信仰佛教可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谭嗣同为什么能够勇于舍身求义。梁启超更将这种大无畏的佛学冠以“应用佛学”之名。

  梁启超推崇佛教,同时亦改造佛教。前述梁启超反对“迷信”,认为迷信都强调“起信”“伏魔”,梁启超就不遗余力地论证佛教《大乘起信论》是后人伪造的。梁启超尤其强调佛教不神化教主,主张众生平等。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返身向后:印度人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问题,这是佛家生活的路向。与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向后看”不同,梁启超特别强调佛教的实践精神:“一般多以为佛教为谈玄家,其实不然。释迦是一位最注重实践的人……释迦说法并不是谈空说有闹着玩。他是一位忠实的临床医生,专讲对症下药……决不是靠圣水来冶,决不是靠汤头歌诀来治,而是以实际医学为基础,经过严密的考察、分析与批评,然后确定治病方针。不仅如此,他要把这种学识传给病人,令他们会病前预防,病中对洽、病后疗养,把自己的本身的力量培养发展用来铲除自己的病根。就这一点而论,释迦很有些像康德,一面提倡实践哲学,一面提倡批评哲学,所以也可以名佛教为‘哲学的宗教’。”梁启超认为,佛陀就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一样,一方面提倡纯粹理性批判,另一方面提倡实践理性,佛陀创立的佛教兼具了哲学与宗教的双重优点。早年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国维,认为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直到他自沉昆明湖,也未能解决这一难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梁启超将佛教改造为“哲学的宗教”,即是想寻找一种“既可爱又可信”的哲学。

  康德曾经说过:我要限制理性,为信仰留下地盘。这个“限制”,就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非常熟悉的那个概念“扬弃”。这个词在德语中本意是拿起来,具有两重涵义,一是拿起来收好,二是拿起来扔掉。因此,也有人认为不应该翻译成“限制信仰”,而应该翻译为“提升理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康德的实践理性确实是对理性(法国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一种“提升”,从而为信仰留下了地盘。而梁启超做的工作跟康德有类似的地方,但梁启超不是“提升理性”,而是“提升信仰”:通过宗教改革或者说对传统佛学教义的“正本清源”,消除迷信,发掘佛教中的哲学因素,从而符合梁启超理想中兼具哲学与宗教双重优点的正信。

3上一篇  下一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