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安、崔峰合著的《南北朝佛教编年》在学术界首次以编年体的方式详细记述了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每一个脚步，将重要史实全部镶嵌在可靠的时间链条上，尽显时间为经、史实为纬的特点，给这段历史画上了准确的年轮，在前后相依的时间演进中逐一展现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所架起的人类文明交往历程中，佛教进入中国并最终落地生根的历史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篇章。这一文明交往的历史篇章开启于两汉之际，定型于隋唐之时，中间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多重激荡与文化沉淀。

  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文化在经典义理、戒律制度、情感体验、寺院殿堂、修行活动、信众组织等很多方面发生中国化转型，在与中国固有文化深度对接的过程中实现华丽转身，一种异域文化终于练就“中国身份”，并融入中国多元互补、圆融一体的机制之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没有南北朝时期的摸索和积淀，汉魏两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成果就难以有效承继，隋唐时代高度繁荣的佛教格局就难以达成，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

  任继愈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序言中说：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风貌，即中国化的佛教”。但中国化佛教的形成过程是如何渐次展开的？借助《南北朝佛教编年》，读者可以发现这一进程是多种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既是外来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人理解、筛选和接受佛教的历史，更是佛教与儒道两家并立竞争、彼此激发、相互补充的历史；同时，也是佛教不断摸索和协调自身与中国政治之间关系的历史，是佛教营建自己的空间载体并不断提升经济支撑能力的历史，是佛教思想逐渐饱满并迅速进入社会各个阶层从而不断拓展其社会生存空间的历史，是佛教文化在哲学、语言、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不断自我建构并占据中国文化主舞台的历史。正是这些不同历史进程的彼此交织，才汇成一条绵延200余年的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长河。

  从总体框架来看，《南北朝佛教编年》从南北两个地域分别展开纵向勾勒，在相同的时间排序中，南、北方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呼应。在南北分裂的时代，佛教文化体现了不同发展路径中的彼此融合和最终走向中国化的这一共同归宿。

  这一进程是北朝佛教的大起大落和南朝佛教的持续高涨。从政教关系来看，正如作者所说，南朝历代皇室基本上都支持佛教，佛教也主动依靠和适应统治秩序，和谐的政教关系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支撑。北朝的政教关系则相对复杂，并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变化，其中既有两次惨烈的灭法，又有诸多皇帝的积极奉佛，佛教在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中向前发展。南北朝佛教通过不同的历练，在处理政教关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顺应政治的基本姿态以及呼应政治的智慧，奠定了后世政教关系的基本走向。

  从佛教文化建构的角度看，北朝佛教中国化的步伐伴随着大量建造石窟、重视实践的史事，而南朝佛教中国化的步伐呈现出思辨情趣的蔓延和义学的不断振兴，南北朝佛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各自为佛教中国化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不是今人说出来的，而是历史自己写就的。《南北朝佛教编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绵密铺开的时间链条中汇聚各种不同的历史资讯，以时间凝聚资料，以资料展现史实，以史实诉说中国化的进程。

  作者在这个框架和原则下，努力搜寻各种史料，其中既有正史、也有野史，更有佛教的传世文献，还有大量造像和写经题记，以及感应传、游记、笔记小说、方志等等，一些地方也收录了学者对相关史料的考证和辨析，整部书稿标注的文献多达1600余条。让原始资料自己说话，不但可以使读者按时间摸索历史演进的步伐，而且可以在时间演进中获得所有列入之史实的资料出处。如此大规模的史实逐年排列和史料逐一对应，使我们有理由称赞该书同时具有史实及其所据文献的检索功能，这是学术界以往研究成果中罕见的。

  《南北朝佛教编年》精准展现佛教中国化的演进脉络，将所有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都汇聚在时间的链条中，并证明了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既来自以往的历史，也必将在呼应历史和对接现实中谱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