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道教思想与文化对书法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承载着佛道两家经典著作的书法作品，也融入到书法发展的历史之中。

  道教是基于书面信仰的宗教，道教认为，经文、符号不仅是表意文字、象形、线的组合，它还包含一种神秘的象征意义。

  道教书法艺术是道教思想直观的表达方式之一，是道家美学风格的典型代表。道教书法不是简单的书写，书写者写出了自己的风骨，体现了道教独特的艺术审美。道教书法的墨迹很暗，线条流动充满想象力，具有类似于绘画的审美趣味。

  老子云：“道法自然。”道教书法的最高艺术追求也是“同乎自然”。这要求书法家善于对自然界中万事万物进行逼真的模写，将其符号化于笔端，还要保持自然的心境和天真浪漫、不加雕饰的艺术风格。

  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推崇王羲之的书法，皆因其能“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之象“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甚至将其上升到了“道”的境界。

  当然，“推崇自然”并不是说完全摒除书法家的主动创造。故此，王羲之说：“心意者，将军也。”“夫欲书者，先于研磨，凝神静思。”“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 王羲之十分强调书法艺术家个人的“心意”，即思路、想象力等。

  继承魏晋时期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唐代审美文化发展出理想之美，即神与形、意的高度结合。“神”被视为唐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与艺术作品的形、意高度融合。这要求书法家在创作过程中，既有精巧构思、精雕细琢，又有灵感的喷薄涌现；既有高超的技艺，又有同乎自然、臻于神妙之境的完美意象。唐太宗所说的“思与神会”，正是强调艺术家的主观情志要与书法艺术作品本身的形意相结合。

  《道德经》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最高的艺术境界是没有人工雕凿之痕，对于道教书法美学而言，“大巧若拙”可谓最高范畴。“巧”与“拙”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技巧问题，同时也是“伪”与“真”的问题，它关系到个人在修道过程中能否去伪存真、返璞归真。

  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有言：“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唐代书法对心、意十分重视，因此有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薛稷的书风，又有盛唐颜真卿、张旭、怀素的书法艺术创新。至北宋，苏轼更提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天真浪漫是我师”，再次与道教“法天贵真”的精神相契合。

  在书法史上，不少经典作品都是表现佛教内容的书法。它们不同于传统字体，更加洒脱，有自己独特的韵味。正因如此，许多书法家青睐于佛教书法，从中汲取营养，融入自身的书法创作风格中。

  经文碑书和摩崖经文是值得一提的佛家书法作品。碑刻作品体现了当时书法家对于书法的坚持，以及为了传承佛学思想所付出的努力；摩崖经文则体现了高超的书写技巧。

  文人的参与为佛教内容的书法作品增添了别样的趣味。他们不是简单地抄经，还摸索书法中暗含的韵味，以特有的书写方式表达对经文的理解。

  中国佛教禅宗的“本心论”“自然真趣”等思想深受士大夫文人青睐，他们在其书法艺术创作中“引禅入书”。唐代书论家们提出“字外之情”的书法批评准则，则体现出“象外之象”的情感境界。在字体上，草书能实现这一境界，其中唐代书法家张旭是开路先锋。

  唐代书法家、禅僧怀素则借草书作佛事，通过书法表达禅境。怀素，人称“醉僧”，自命“狂僧”。他在草书创作中崇尚天性，追求禅宗的“物我两忘”境界。“物我两忘”，书就是我，我就是书，书家的精神气质随着笔墨挥洒于纸上，“随手万变，怪雨狂风，隐见莫测”“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因此，他的书法“迅疾骇人”，墨气淋漓，仿佛要从点线的束缚中挣脱出去，其《自叙帖》就是代表。怀素书法追求的自然真趣是通过对细节的揣摩，将“自然”与“禅趣”融为一体，实现禅宗的“超越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