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您看来，这些参展民族志纪录片大体有哪些类型？具有怎样的特点？

  朱靖江：这次参展纪录片如果从类型来分，可以大致分为学者纪录片，如郭净的《卡瓦格博登山传奇》，林叶、朱晓阳的《老村》等；媒体纪录片，如许东平的《昆明戏窝子》、贾丁的《毛坦厂的日与夜》等；独立纪录片，如于广义的《小李子》、李璞的《道别》、康世伟的《轮回情》等；院线纪录片，如《大河唱》《十年寻羌》等；还有社区影像作品《鼠兔》、影像口述史作品《马背上的生活》、实验影像作品《空的形状》以及为数不少的在校学生的纪录片作品。应该说作品类型很丰富，创作者身份多元，且都怀有关注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责任感，都有温暖的人性关怀，大都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拍摄历程，总体水平要高于前两届的入围作品。

  记者：您认为，这些纪录片除了具有学术价值以外，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来说，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朱靖江：这些作品体现出不同年龄与社会身份的影像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民族文化变迁的真切记录与诚挚思考，能够提供很多来自民族民间的真实生活图景与丰富的文化细节。我们唯有更真实地认知和理解中国社会与民族文化的丰富样貌与内在精神，才能进一步促进民族间交流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者：随着专业认识的介入，越来越多高水平的民族志纪录片不断涌现，它们甚至走进了院线，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在“人人都拍”的当今时代，您认为，专业化、高水准、规模化的“民族志纪录片2.0时代”是否已经到来？

  朱靖江：民族志纪录片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表达，它追求的是多声道的文化共鸣，也就是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化主体都有权利和有能力拿起摄像机，记录和表达他们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主题。高品质民族志纪录片的发展当然是一件好事，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到这种富含文化与学术价值的纪录片类型，但归根结底，我们不能只有高成本、大制作的院线片，忽视更多学者、学生、村民、工人或其他普通纪录片创作者文化表达的愿望与权利。

  本版图片为获奖纪录片海报，由中国民族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