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唐朝义净法师（635年-713年），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与法显、玄奘齐名的“三大西行求法僧”之一。

  公元 671年初，义净从齐州（今山东济南）南下，经濮州、曹州、扬州，到广州取道海路至印度。历经20多年，游历30余个国家后携大量梵本佛经归国，终生译经不辍。

  宋僧赞宁在《大宋高僧传》如此评价义净：“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不同的是，玄奘侧重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而义净侧重于律学的研究；玄奘是横穿西域，往来皆循陆路，义净则举帆南海，来回均取海道而行，可以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求法先驱者。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唐初齐州山茌（今山东济南市长清）人。7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40里的土窟寺，师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这两位法师不仅教授义净佛经，还教授六艺、天文、地理、历算等，让其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在义净出生前的200多年（公元412年），求法回来的法显从崂山登陆，穿过齐鲁大地南行译经传法；在义净10岁那年（645年），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受到唐太宗诏见。这使得少年义净便“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萌生了去印度求法的念头。

  646年以后，深受齐鲁文化浸润的义净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佛教内典的修习，并到当时的佛教中心洛阳、长安求师访学。670年，义净与在长安结识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僧人相约同去印度求法。因当时西去陆路已不通，便决定取海路而行。

  义净先返回齐州，向恩师慧智请命，得到了慧智的支持赞许以及山东道俗的资助。之后他从齐州南下，经濮州、曹州，后在扬州停留3个月。此时，义净结识了要到岭南道就任龚州太守的冯道铨。冯氏可谓义净的贵人，他不仅携义净一同到了广州，还在财力上给予了鼎力支持。

  671年，36岁的义净终于实现愿望，从广州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开始了20多年的西行求法生涯。义净的求法之途并不顺利，一路走走停停。他路经室利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时，在此停留了6个月学习梵语和佛教典籍。再往西经过末罗瑜国、马六甲海峡，到达羯荼国（今属马来西亚半岛吉打州）。义净在羯荼国居住了近一年，后继续向北到达裸人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又西北行了半月，于673年初如愿抵达耽摩立底国（今印度加尔各答）。

  这一路，除了变化莫测的季风气候，海上的风波浪险，义净还经历了“路险难通”“孤步险隘”“身体疲羸”“山贼打劫”等困境，可谓九死一生。但他凭借着求法的坚定信念和超强毅力，一一克服。之后，义净四处参访印度及东南亚诸国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了11年。

  685年冬，义净携求得的梵本经文近400部，合50余万颂，仍取海路乘船东归。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国，在那里停留了近10年，不仅译出多部佛经，还写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本重要著作。

  695年，义净与弟子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国，携带大量佛经和佛教圣武回到洛阳，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义净于上东门外。回国后的义净将绝大多数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译经上，成为继玄奘之后的又一位被赐封为 “三藏”的中土译主。

  义净不畏艰辛的西行求法和译经活动不仅促进了佛教经典的“中国化”，还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中较详细地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扩展了国人了解域外文明的窗口，推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并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史料。

  由于之前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主要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则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及印度各地情况的记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1918年，法国学者根据义净著作及唐代史书的记载，发现了长期以来被人遗忘然而又是举足轻重的室利佛逝帝国，填补了东南亚古代史上的一个断层。

  马来西亚汉学家吴恒灿拿督曾如此评说义净：“这位伟大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求法先行者，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非常受尊敬，中国学者却对他了解不多。现在是时候在中国恢复唐僧义净的历史地位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义净的西行求法之举，不仅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和佛教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华文化与海上丝路国家间文明的高度融合和交流，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之路，它表明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核心精神。义净法师是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实践的先驱者，从“一带一路”视角看义净法师的贡献及影响，其实已经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围。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