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文化和诗词文化交融发展中，曾经发生过两次事件，即禅学领域的“文字禅批判”与诗歌领域的“江西诗派批判”。

  这两大批判始于两宋之际，在南宋中期达到高峰，并且批判的中心思想一致：“文字禅”的症结在于“以文字为禅，以才学为禅，迷于知见，执病为药”；“江西诗派”的症结在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按字模声，拘泥表面。两者都执著于文字知见，或偏离禅宗“明心见性”的方向，或偏离诗歌“吟咏性情”的本意。

  标榜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发展到北宋，演变为以“颂谷”“评唱”为主要形式的“文字禅”。文字禅的创立，本意是通过对古德悟道、接众公案的解说启发学人开悟，但在流传过程中，很多人偏离了禅宗“明心见性”这一根本方向，而沉溺于文字意解，甚至玩弄文字技巧，从而使“文字禅”演变为“口头禅”“葛藤禅”。

  南宋初年，禅林发起了对“文字禅”的批判，大慧宗杲与崇岳是其中的领导者。

  禅修实践中，宗杲与崇岳都提倡真参实悟，反对文字知解，这些思想对当时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宗杲生活的时代，禅有多途、鱼龙混杂、弊端丛生。他认为“语墨二病”最为严重，其中“语病”指的就是“文字禅”。宗杲批评说：“近年以来学此道者，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根脚下推穷，一味在宗师说处著到，纵说得盛水不漏，于本分事上了没交涉。”宗杲反复告诫他们：“第一莫把知得底为事业，更不求妙悟，谓我知他不知，我会他不会，堕我见网中。”为了表达批判文字禅的决心，他甚至不惜焚毁了老师圆悟克勤的《碧岩录》刻本。

  与宗杲一样，崇岳对当时的禅林也十分不满。他说：“今之丛林浩浩地，只是名字参禅，其间有一知半解，稍知触净，早是罕有。”他批评最猛烈的也是“文字禅”，说“将古人公案心思意解作道理商量”“寻言逐句，意根下卜度”，终究是“一肚皮葛藤”。崇岳认为，要彻见“本地风光”必须抛弃文字知见，“要须并荡从前学解妄想，情尘胜劣，知见执著，毫末不存。发现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

  江西诗派由黄庭坚开创，此派特别讲究句法结构、声韵格律，严格遵循创作法度。这种创作方法把对唐诗的学习，由较为虚玄的意境领悟落实为具体的语言表现格式，其本意在于为学诗者提供一条容易遵循的法则，引导学人在继承前人创作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创作。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像“文字禅”一样出现了偏差。一些人止于对唐诗字句的模仿，以至于情思滞涩、呆板模仿，对于格式的追求远远超过对诗词本身的关注。

  南宋初期，诗坛掀起了一股批判江西诗派的浪潮。

  韩驹为南宋初年著名诗人之一，也是率先对江西诗派发起攻击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今人作诗，语句轩昂，只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又说：“今人非次韵诗，则迁意就韵，因韵求事。” 韩驹所说的“今人”，指的就是江西诗派。

  同样出身于江西诗派的吕本中也对本派发起猛击。他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二贴》中说：“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此后，陆游、杨万里登上诗坛。他们年轻时都曾学习江西诗派，发现其中弊端之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终于引领诗坛走向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