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而据史料记载，“中国之有戒律，始于三国时代”。之后，佛教界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对教义教规不断作出调整和新的阐释。

  南北朝时期，达摩将禅定的修行方式进行了系统传授，并创立了禅宗。早期禅僧受到印度佛教戒律的影响，如修行头陀行，以乞食为生，四处游化。因此，当时禅僧的持戒完全依靠自己的修为。

  到了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期，禅宗僧团定居黄梅，开始以佛寺为中心教授弟子，弘扬禅法。这时期的僧团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必须考虑生活来源和僧团管理等问题。道信提出“坐作并重”，要求僧团垦荒耕田、自给自足，并认为劳作是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农禅思想。农禅思想突破了印度佛教戒律中“不得垦土掘地，以免杀死地下的生命，也为了避免滋生烦恼，干扰修行”这一要求。

  禅宗在面对戒律与中国尚农文化的矛盾时作出的主动回应，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体现。道信的思想为六祖慧能提出的无相戒奠定了基础。六祖慧能提出的无相戒标志着禅宗戒律的正式形成，是禅宗戒律思想的核心。“无相戒法”是禅门独创的戒律观，以心性明净、德行平正作为持戒的标准，破除执着，反对持戒的形式主义。

  禅宗将戒律深化为内在的心性修持，那么僧团对外交往和内部管理就需要另行规定。于是，禅门又创设了“清规”作为广义戒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规将农禅制度化，并且创设了禅门丛林，让禅宗能够独立地生存，同时规定了对外的忠孝伦常以及对内的住持负责，解决了僧团的日常生活管理问题。“清规戒律”从此融合了中国儒家的思想智慧，也被中国佛教其他宗派学习。

  北宋时期，长芦宗赜集成了《崇宁清规》（又称《禅苑清规》），是现如今保存下来最早的完整清规，被认为是已经佚失的百丈清规的继承和发展。

  至南宋时期，禅宗在无相戒和百丈清规的基础上发展了特有的清规戒律观，在寺院管理上形成了坚持以佛教信仰为内核的初步管理制度。

  禅宗的清规戒律标志着佛教不断发展、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宋朝统治者规定了僧官选任制度以及度牒、戒牒、六念牒发放的僧籍制度，鼓励佛教著作编写，促进了禅宗兴盛。宋朝外敌入侵，禅门明确僧团为国祈福、礼敬皇帝、与士大夫交往的规则，细化了寺院内部管理和禅僧起居的事宜。

  南宋定都杭州100多年，促进了杭州经济社会更加繁荣。灵隐寺、天竺三寺、净慈寺以及余杭径山寺，都出现了诸多著名的禅僧，如瞎堂慧远、无准师范、上天竺若讷、大慧宗杲等。

  作为僧团的日常行事规则，以及寺院的丛林组织管理的清规，不仅在于规范禅僧行为，更在于倡导禅僧将修行自然化、生活化。这时候，高僧大德就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僧团精神的领袖，也是寺院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推动者，对佛教寺院的发展、佛法的弘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