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的《战国与希腊》（原文见《文化纵横》2020年6月刊）一文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中西文明对比的一篇力作，文中几乎每一个段落都会激发读者思想的涟漪。在此，笔者谈谈感触最深的几点。

  第一，中华文明是团结合作、共赢发展的文明，这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从分治走向大一统的历程；西方文明是冲突对抗、称霸竞争的文明，这决定了西方文明发展史是不断分殊化的历程。《战国与希腊》一文的逻辑主线是：世界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发展历程也是多元互鉴的，而不是冲突的，这是文章呈现出的文明观。正如文中所言，“中国人是通过定义朋友来认识自己”，这与“我们需要通过定义敌人，才能认识自己”的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认识自我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这种思维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差异——“统”与“分”的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团结协作共赢的文明与冲突对抗称霸的文明发展历程不同。

  第二，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虽然群雄争霸，但正如文中所言，争霸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对“一统天下”的执着，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最突出的特点，也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从分裂走向统一。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的600年，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为“第一轴心期”。他认为，这一时期在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中国、波斯和印度，思想异常活跃，群雄角逐，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由他们主导的思想文化奠定了当今世界几大文明体的基础底色。当时的中国正值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建立“统一秩序”的大一统天下观，经由秦汉政治实践和历代王朝的接续发展，不仅建立了超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而且发展了儒释道合一的中华文明。

  第三，西方文明本质上是“自由与统一”的矛盾体。欧洲文明的演进历程深刻地体现了这种“既珍视自由，又渴望统一”带来的矛盾和斗争。西方深刻缅怀的代表民主制度最伟大成就的希腊古典文明，只在雅典历史上短短存在了几十年，早期雅典城邦世界长期陷入内斗。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却孕育了其后欧洲发展各自相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的基础。古希腊和罗马帝国衰落后，中世纪的欧洲陷入了频繁的战争。因此，尽管其后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有过查理曼等试图统一欧洲的君主，但始终没有使欧洲成为统一的国家。

  与此相反，中国自秦朝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统，被历代统治者接续。尽管在秦统一六国以后，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治时期，但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各民族尊崇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各民族在统一王朝国家统治之下的时间比分治时间要长得多。即使处于分治时期，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尊崇中原文化的趋势也没有衰减。

  正如文中所言，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种矛盾不仅带来西方文明内部的混乱，也带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方的有识之士应该主动反思自身文明，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用开放的态度接受“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