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羌，是历史上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游牧部落。古羌在不断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居住方式屡经变革，从穹庐帐幕到夯土房屋，再到累石为室，完成了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变。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地区，横断山脉延绵不绝，大渡河水奔流不息。生活于此的羌族同胞是古羌人的后代，他们多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带，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碉楼是羌族先民在适应山地环境和进行防御工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也是藏、彝、门巴等民族较为多见的建筑形式。历经民居形制的交融演变，独立式碉楼逐渐演变为碉楼与庄房相结合的居住模式，形成羌寨错落有致的山地聚落景观。川西一带的丹巴等地被喻为“千碉之国”，一座座高耸的碉楼，成为兼有远古气息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

  碉楼：万户千碉的风格起源

  “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即碉楼，这是《后汉书》对分布在岷江上游羌族先民居住形态的明确记载，说明碉楼这一民居形式在汉代已十分盛行。因横断山脉提供了丰富的岩石资源，累石为室，正是万户千碉的风格起源。据考古发现，碉楼中以石头堆砌、泥土混合的砌筑技法，早在东周时期就出现于丹巴地区的墓群建筑中。大巧不工，石头建筑的砌筑多是来自工匠对经验与技艺的代代相传，将大石沿外墙边叠放，上下交错咬合，再将小石填进缝隙，中间加上黄泥粘合，与木头墙筋加固。

  不苟不懈，方能聚石成碉。于实践中不断积累成熟的建造技法，使得碉楼能够在多震地带千年不倒。碉楼下宽上窄，平面多为方形，也有五角、八角、十三角形，高度在30至40米之间，最高可达60米。碉楼独特的形制，源于其是以防御功能为主导的居所，入口均设于二层以上的地方，日常进出需借助活动木梯。碉内采用木梁结构，底层是储物空间，往上是生活空间，通过独木梯向上攀爬数十层，方可到达屋顶平台。碉楼高耸的形态亦是作为天人对话的形式，象征着人与天地休戚与共，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对天地哺育万物的感恩之情。

  庄房：民族交融的形制演变

  川西地区羌、藏、彝、汉等民族长期杂居，民族文化的交融也影响着民居形制的演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融入了藏式平顶碉房建筑形制，逐渐发展为庄房式建筑。之后，户户皆有碉、碉楼与庄房连结一体的建筑形式日益盛行。碉楼也从以居住为主转变为仓储、避险和守护家园的构筑物。

  庄房的底层为牲畜厩舍、堆放杂草的辅助空间，顶层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晒台和粮仓，青稞等作物在晒台晾干、脱粒，再置入井干式粮仓进行储存，解决了山地平坝不足的问题。中层是锅庄、卧室等居住用房，锅庄类似汉族的堂屋，是一家聚谈、休闲及会客的空间，也是中华民族家屋文化的体现。锅庄以火塘为中心，羌、藏等民族喜在日暮后围绕火塘跳起欢快的锅庄舞，庄房的名字由此而来。火塘上方的天窗能够将烟排至三层的储烟层熏制腊肉，再回旋至二层的天窗排出，同时满足了采光、排烟与通风功能，体现了这一民居的生态理念与建造智慧。

  近年来，庄房建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增加一些装饰构件，最大的改变是采用了中原地区常见的两坡人字屋架结构，从而减少了室内的木柱数量，使顶层空间更加开阔，同时也改变了庄房原有的平顶结构与建筑风貌。

  羌寨：云朵之上的栖居艺术

  羌族先民最早选择在阳光充足的高坡上筑碉，技术成熟后不断增高、扩展，逐渐形成了“云朵上的村寨”。理县桃坪羌寨，有着羌族建筑艺术“活化石”之称，其内部空间及景观层次丰富，并通过利用山地高差实现户户相连，使得每户既有相互独立的天井，又有共用的高低错落的屋顶晒台。这些自由灵活的室外晒台，也为村民们提供了日常交流的场所。

  羌寨的艺术性与科学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建筑布局、就地取材的建筑风格与相互因借的建造方式。这种以石、土为建造材料的集群式聚落形态为山地民族所共有，户与户之间以“挖眼搭木”“靠墙立柱”等技术共用墙壁，不仅节约了劳力、财力，更体现节地、节材的可持续生态理念，也减少了因暴雨、泥石流、地震等灾害引致的危险。

  有家就有碉，碉楼作为川西地区山地家园的精神图腾，作为多个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深得尊重和认可。曾经，村民们用最朴实的建造方式让碉楼和庄房相互依存，而今，他们赓续传承古法技艺，对传统民居进行修复和再建，使得这一凝聚民族智慧的石头史诗继续绽放文明的光芒。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聚类分析与图谱建构”（项目号20VMZ00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