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它被公认是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的重要标志。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一是李大钊第一个明确指出，民国初建强调“五族共和”不妥，因为中国不止五族，这与民族平等的国策不能自洽。中国各民族经千年融合，文化已渐趋一致，早已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故需以中华民族的概念取代“五族”的提法，必须明确凡属中华民国公民，“皆为新中华民族”。二是文中强调，必须以倡导各民族大团结的“民族精神”，即“新中华民族主义”，来统一民族的思想，并将之作为国策，贯彻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他强调，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

  李大钊此文不是学术研究的专论，因为近代中国民族史研究起步于上世纪20年代，但是，就文章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论观点而言，在民族史与民族理论研究上，无疑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

  其时的李大钊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一位学者。十月革命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两年后，即1919年，孙中山也表示“五族共和”提法的确不妥，应改称“中华民族”为宜，并主张与李大钊提法相类的“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二人的交谊也始于这一年，显然彼此共同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情结，助益了二人交谊并联手促成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从而深刻改变了其后中国历史的走向。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曾在纪念文章中谈到，前者民族主义的目光最初仅限于满汉，稍后仍不免大汉族主义，以俄为师后，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其民族主义这才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缘此不难理解，李大钊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不仅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最终确立，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的重要标志，而且此一涉及中华民族重要的理论观点，对他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接受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政治家，无疑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令人遗憾的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与理论探讨，都处于薄弱的状态。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关争论自有其本身的意义，但毕竟更多的还是局限于“民族”概念的争论，谈不上是对中华民族理论观点的学术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人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接连出版，这三本名称相同的著作以及吕振羽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的出现，说明民族史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但这些著作对于民族的分类，仍依照民国初创时提出的“五族”的思路，分列汉、满、蒙、回、藏，或加上苗与其他民族。其共同特点是对各民族分别描述，而未能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作综合与整体研究。足见，“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统一的共同体，尚未真正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先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与全国性的民族调查，整理出版了大量相关资料。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族研究机构与民族院校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都将我国的民族研究推进到了新阶段。这一时期民族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各民族的个案研究，各民族间的关系即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仍付阙如。

  改革开放后，地区民族研究与民族关系研究有了一定发展，汉民族研究也开始受到了关注，但从总体上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始终并未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直到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其基本理论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二是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费孝通的理论第一次从哲学层面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结构、特质及其发展的生命机理，且为人们进一步深化研究开启了无数“法门”。其理论构想成为我国民族史研究，尤其是中华民族研究与民族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仅看到这一理论对于学术研究本身的意义是不够的，还须看到它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对于党和国家构建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这一理论成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国家发展战略建构增添了一块硕大的学术基石。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和理论创造力，将这一理论进一步提高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高度，作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让我们更能感受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伟力，感受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逻辑力量。

  可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根本特质的一种公认的表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顶层设计中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我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这与当年李大钊所说“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新中华民族主义——引者）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近年来，中央四部委在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许多高校的相关课程业已开设。质言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是”，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以多种形式走进高校，走进课堂，成为学术界、教育界普遍关注与着力开拓的重要领域，远远超出了民族史研究的范畴。由此，可以引出以下两点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李大钊1917年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倡言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半年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四年后更与陈独秀联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党的初心使命，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百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上升为“国是”。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都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吸纳其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当下中华民族研究成为学界着力开拓的研究领域，民族史研究自近代发轫以来，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长期薄弱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其间的逻辑关系耐人寻味。1946年抗战胜利后，贺麟曾表达了这样的期盼：政治与学术是互动的，前者当支持后者，后者也当有所贡献于前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不仅助益了学术研究，也助益了国家战略决策，而国家战略决策最终又为学术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加广阔的天地，指引了正确的方向。这启示我们：包括史学在内，学术研究要自觉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这不仅是学者的使命，而且是不断促进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