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六年（811年），洛阳永穆寺，一位游僧应邀宣讲《华严经疏》，原本很常见的一场讲经活动，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位叫泰恭的僧人，听完讲经后竟然自断一臂，以表自己誓学“华严”的决心。这位讲经者就是后来华严宗五祖的宗密大师。

  宗密，俗姓何，名炯，生于唐建中元年（780年），果州西充（今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人，由于其常住终南山圭峰兰若，世人称其为圭峰法师。

  宗密出身豪族，年少时期接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但因其“好道不好艺”，“虽《诗》《书》是业，每觉无归”，于是转向佛教，“复傍求释宗”“素服庄居，听习经论”，但仍感困惑；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儒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804年，宗密在遂州义学院学习儒学时，巧遇禅宗菏泽系的道圆禅师，针芥相投，“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于是决定从其出家，皈依佛门。道圆禅师知宗密是可塑之才，建议他外出寻访高僧。807年，宗密受具足戒后开始游方参学。此后，宗密到达四川益州，拜见南印禅师，南印给予宗密很高的评价，并鼓励他到京城发展，“传教人也，当盛于帝都”。宗密接受建议出川，继续游学，“行诣百城”。

  810年，宗密到达襄阳恢觉寺，参访华严宗僧人灵峰法师，与其心心相印，灵峰法师将所藏《华严经》与澄观所著《华严经疏》等都赠予宗密。宗密便开始研读这些经文，随后在襄阳宣讲《华严经疏》，初次宣讲便大获成功，声名渐播。

  811年，宗密前往东都洛阳，住永穆寺。在襄阳听宗密讲经的一些信众跟到洛阳，请求宗密再讲一遍，宗密应允，其间发生了“泰恭断臂”事件。这件事差点儿给宗密带来牢狱之灾。当时洛阳大儒郑余庆认为，自残肢体有违儒家伦理，命人查问并上报中书省，拟惩治。宗密辩解称自己是华严门人，借华严宗四祖澄观的声誉来保护自己。但事实上两人素未谋面，宗密暗自以弟子之礼写信给澄观，陈述事件原委并请求谅解，同时还附上自己对《华严经疏》的心得体会。澄观欣然接受，并称宗密为“法子”。后宗密到长安礼见澄观，相契相投，澄观大发感慨：“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唯汝乎! ”由此，宗密成为中国佛教华严宗五祖。

  815年，宗密离开长安，来到京城南郊的终南山智炬寺，潜心著述，撰写出《圆觉经科文》和《圆觉经纂要》。智炬寺藏经丰富，宗密3年不下山，“坐探群籍”，为学日益。

  819年，宗密回到长安。在京两年内，他写成《金刚般若经纂要》《金刚般若经疏钞》《唯识论疏》。因京城尘事繁杂，821年，宗密又回到终南山，居终南山约10年，撰写了一大批著述，如《圆觉经大疏》《华严纶贯》《四分律疏》等。在《四分律疏》中，宗密按照中国文化传统，把《四分律》中适合中国僧人的条目纂要举出，这是将佛教戒律中国化的尝试，极有价值，惜已不存。

  宗密的《圆觉经大疏》等著述广受赞誉，引起唐王室的关注。828年，唐文宗诏宗密进宫，垂问佛法，赐紫方袍，赐号“大德”。宗密声望益隆，结交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主要有裴休、刘禹锡、白居易、史山人、温造、李训等。与宗密关系最密切的是宰相裴休，他曾回答裴休关于禅宗的一些问题，后人整理成文，即为《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宗密与刘禹锡、白居易等人的交谊也甚为深厚。831年，宗密到苏州拜访刘禹锡，此时刘禹锡任苏州刺史，二人一见如故。当得知宗密有意再次归山时，刘禹锡主动为其奏请，并赠诗《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一首。题中“白侍郎”即白居易，此诗相当于“介绍信”，把宗密推荐给白居易。随后，宗密北还至洛阳时，拜访白居易，两人相见甚欢，白居易亦题诗《赠草堂宗密上人》一首，其中结尾两句：“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可以看出，唐代儒佛酬唱，已成时代风尚。

  宗密是中国佛教史上全面研究禅宗史的第一人，他对禅学和早期禅宗史进行总结性研究，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禅藏》，可惜这部巨著亡佚于两宋之际，仅有《禅源诸诠集都序》存世。宗密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所提倡的“禅教一致”与“和会儒道”思想，前者见于《禅源诸诠集都序》，后者则以《原人论》最具代表。

  宗密生活的时代，佛教主要宗派基本已经形成，各派由于在教义、修行方式上的差异，相互争论；即使同一宗派内部，也存在相互攻讦。裴休描述当时禅宗状况时说：“禅法大行，宗徒各异，互相诋訾，莫肯会同。”“以经论为干戈，互相攻击。”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针对佛教的门户之争提出：“违顺自在，成破无碍，即于诸法无不和会耳。”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说：“达摩所传，本无二法。后随人变，故似殊途。扄之即俱非，会之即皆是。”

  对于佛教内部，宗密主张“禅教一致”。“禅”指禅宗，“教”指华严、天台、唯识等其他诸宗。当时，禅宗与其他诸宗互相指责，宗密极力弥合禅教之间的分歧。他把“三教”与“三宗”一一对应，指出“三教三宗是一味法”。宗密的“禅教一致”论，后人称之为“华严禅”，这与宗密身兼华严宗五祖和菏泽宗第五代传人的身份有直接关联。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为后来中国佛教各宗之间的融合作出有效的尝试，乃至扩展到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宗密倡导“和会儒道”，有力地加速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当时，佛教与儒、道之间的冲突极为激烈，韩愈因反对唐宪宗迎佛骨，几乎丧命。宗密提出了解决之道：“和会儒道”，由此发出“三教融合”的先声。宗密还给出可以“和会”的理由：“凝流皆水，镮钏皆金，故易也。”冰与流水，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水；镮与钏，形态不一样，但它们本质上都是金。各种不同的宗教、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就像水或金做成的物体一样，尽管呈现出来的形态不一样，但其本质上是相同的。

  宗密晚年总结一生的思考，完成《原人论》这一论著。《原人论》跳脱儒、释、道三教各执经卷义理的角度，从圆满人格的实现，提出解决之道。宗密不否定儒、道二家的修身养德，肯定其经世致用的教化，认为其具备“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的功能，以为“孔、老、释迦皆是至圣……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此一立场，摆脱长久以来三教护教浓厚的藩篱，以全新看法厘清三家各有的优势，开辟出广阔的格局。无怪裴休赞美宗密“世尊为阐教之主，吾师为会教之人”。

  841年，宗密圆寂。唐宣宗谥号“定慧”，塔号“青莲”，裴休撰《唐故圭峰定慧师传法碑并序》。宗密一生孜孜不倦，反思儒道，倡导三教融合，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