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时期，沿着丝绸之路，西域、河陇（今甘肃省中西部地区）、河湟（今青海省东部地区）以及南亚、中亚等地僧侣进入中原，也有一些中原僧人西行求法。他们在丝绸之路处于衰落低谷的背景下，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维系着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的持续交流，彰显出沙门僧侣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西来僧侣传道中原，中原僧侣西行求法

  在经历唐末的社会动荡和战乱后，从五代开始，就有僧侣活动于丝路的信息。《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丝路僧侣的相关记载，大致反映出五代、北宋时期丝路僧侣活动的基本概貌。

  西来的僧侣主要来自西域、河陇、河湟以及域外。其中，以来自西域和河陇地区的僧侣活动最为频繁。如于阗、西州回鹘、龟兹回鹘以及甘州回鹘、沙州、秦州回鹘、唃厮啰等政权或势力，都曾派遣僧侣出使中原。这一地理范围不仅覆盖了整个西北地区，还包括了部分中亚乃至南亚地区，表明即便在丝绸之路处于低谷的五代、北宋时期，西来僧侣仍不绝于丝路道上，甚至不时出现远道而来的天竺僧人。

  在僧侣西来中原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原僧人西行求法。文献记载的有道圆、行勤等宋朝僧人。道圆在西域及印度度过了近20年的时间，行勤则组织150多人的使团西行求法，行踪所及今天河西走廊、新疆南疆等地区，甚至到达大食境内。

  从五代到北宋灭亡的时间里，关于西来僧侣最早的记录为后梁贞明元年（915年），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在群雄割据的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仍然发挥着宗教交流的功能。

  宗教交流是西来僧侣通过丝路前往中原最重要的目的。如一些僧侣前来乞赐佛经：宋景德四年（1007年），“沙州僧正会请诣阙，以延禄表乞赐金字经一藏”；宋熙宁元年（1068年），回鹘入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以墨本赐之”。还有一些僧侣向宋朝提出修缮佛寺和建筑技术支持的要求，如宋景德元年（1004年），沙州派遣僧人惠藏向宋朝提出修建佛寺需要金箔10万，并请宋朝派遣铸钟工匠等前去帮助指导。此类僧侣所进献的物品也多为宗教器物，如佛牙、念珠、梵夹、佛骨、铜像等，更有西来僧侣进贡舍利。这些现象大致继承前代丝路宗教交流的传统，如唐代人就对舍利这类宗教圣物表现出惊人的热情。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年），“有僧于西国取经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当然，僧侣中不乏一些真正醉心佛法、潜心佛学的，如《宋朝事实类苑》卷43载：“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始四十余岁。”

  中原僧人西行求法，西域僧人西来传道布法，这种宗教互促交流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要传统。五代、北宋时期有不少驻足中原的西域僧人。宋代笔记《鸡肋编》卷上载：“汝阴颍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夹淮为二镇，号东西正阳。其西属颍，镇城之中有砖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终于正阳。”北宋时期的颍上县属京西北路，寿春和六安属淮南西路，二者隔淮河为邻。西域僧人圆寂东土，未归故里，其足迹已及首都东京以外的区域。

  通过入贡谋取商业利益也是西来僧侣进入中原的重要目的。他们的贡品主要有马匹、琉璃器、胡锦、水晶器、玉石、琥珀、阿魏子、佛牙、舍利、梵夹、菩提印叶、念珠等，多为世俗用物，或为宗教用品。其中一些贡品为西域、河陇地区所产，如马匹、良玉、毛织品等。但也有异域流入的贡物，如琉璃为中亚所产，琥珀产于欧洲及东南亚地区，具有明显外来商品的特性。文献中甚至有于阗僧人进贡舞象的记载。西来僧侣用这些物品换取中原的金银器和丝绸缯帛，尤其是丝绸制品，颇受欢迎。这一状况甚至出现在11、12世纪著名阿拉伯历史文献里。例如《马卫集论中国》一书讲道：“摩尼教徒曾从中国带回一件绿衫，它折叠起来后，几乎可以捏在一只手的手心里。”一些西来僧侣进贡的物品数量十分庞大，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中天竺国僧啰护啰来献香药7000斤、贝多叶梵经一轴；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龟兹僧人智圆贡琥珀45斤、玉石46斤。

  西来僧侣进行朝贡贸易不单是纯粹的宗教或贸易活动，同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或者说其部分地充当了使臣的角色。西来僧侣朝贡需要官方许可，进入中原必须遵循中原礼节，甚至住宿场所都有严格的礼仪之规。在与北宋交往的过程中，西来僧侣还会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尤其强调中原政权与西域少数民族之间的“甥舅之谊”：“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赍表辞回鹘阻隔，回鹘世以中国为舅，朝廷亦以甥呼之。沙州陷吐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洙保荐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辞其事。”这段文献记载于北宋《册府元龟》，讲的是因回鹘阻隔，沙州停止贡奉，故派遣僧人兴赍向宋朝通报此事，但其背后并非单纯的宗教事务，而是要恢复宋朝与沙州之间的联系，僧人兴赍行使的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西来僧侣或进行贸易交流，或进行宗教活动，或充当使臣，3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纵横交错，极具复杂性。

  往来僧侣见证文化互鉴交融

  在唐末五代以来丝绸之路渐趋衰落的背景下，僧道蕃尼成为维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为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作出重要贡献。

  唐末五代以来，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交流作用，僧侣的系列活动便是一个重要表征。他们的行程路线也成为考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走向的重要观察点。如《宋史》卷490《天竺传》就记述了婆罗门僧人的入华路线：“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文中的大食国为喀喇汗王朝，西州即今天的吐鲁番，夏州即今陕西靖边县境内的统万城。婆罗门僧人进入中原的路线较为明确：从今新疆西部到东天山地区，然后沿河西走廊进入河套地区抵达夏州，由夏州南下进入中原地区。

  虽然五代、北宋时期丝绸之路僧侣有着贸易谋利、游历观光等目的，但宗教交流是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尤其以佛教交流为主。他们购买佛教经典、翻译佛经、修建佛寺、交流佛法，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佛教僧侣群体中，又以回鹘僧人为主。这一时期回鹘所居的西域及河西地区佛教盛行，如高昌就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

  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贡使、商人、僧侣带来的不仅有异域的商品与物产，也有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信息。同时，佛教及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宗教共生共存、相互影响，交融于中华文化，是丝绸之路包容开放精神在宗教领域的体现。

  （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图片除署名外，选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