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五年（1866年），西北局势骤变，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与伊犁九城在各方势力的攻势下相继陷落。乱局之中，朝廷急需一人：既熟悉边务、通晓军情，还有能力处理城池沦丧、沙俄鲸吞等一系列危局。

　　一道圣旨传来，署理伊犁将军这一重任落到了荣全的肩上。他深知使命之重：朝廷托付给他的不只是署理重任，更潜藏着一句沉甸甸的话：把伊犁拿回来。

　　这是一个注定无法“到任”的任命。伊犁已失，没有官署，没有驻军，别说进入伊犁将军府，连那片土地都踏不上去。

　　作为“流浪”在外的“伊犁将军”，荣全究竟该如何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的重要任务？

　　（一）临危受命：风雨飘摇中的任命 

　　荣全年轻时先随军出征，后在紫禁城乾清门当值。咸丰十一年（1861年），荣全外放出京担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之后历任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

　　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同治四年（1865年），沙俄的虎视眈眈、阿古柏的入侵和起义群众的怒火，都将伊犁推向了风暴中心。

　　为挽救伊犁的危急局势，同治五年（1866年），时任伊犁将军的明绪，派遣时任伊犁参赞大臣的荣全尝试远赴俄国借兵借粮。

　　不料还没有借到兵，便传来一个悲痛的消息：在与伊犁起义军的交战中，伊犁九城未能幸免于炮火，明绪全家殉国。

　　危急关头，荣全被迫滞留在俄国继续周旋。在与俄国反复交涉中，荣全不但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能力，还成为了一名“俄国通”。再加之荣全熟谙边务，且天性果敢刚毅——这些因素让他成为处理伊犁危局的最佳人选。

　　身处异国他乡的荣全临危被任命为署理伊犁将军。谁也不会想到，在无法踏足伊犁的情况下，这位将军竟在之后10年间，完成一项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二）异地履职：转运粮饷与塔城经营 

　　伊犁落入敌手，回国也无立足之地，荣全只能暂时留在俄国周旋。

　　此时新疆驻军的粮草、弹药已经见底。荣全心生妙计，决定开辟一条新的补给通道，从俄境运输军饷与粮食回国。

　　这条漫长而艰苦的路途，等待着荣全的是一连串波折和意外。当时正值隆冬，当荣全等人冒着严寒将军饷抵达乌克克卡伦（边防哨所）时，面前出现的是被厚重积雪牢牢封堵的狭窄山路。荣全和士兵此时已饥寒交迫，体力不支，但还是冒着严寒和生命危险改道绕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他们押送着朝廷存于俄国的十多万两白银回国，却在喀帕儿（今哈萨克斯坦卡帕尔）被俄国军官库必那图拦下。在荣全的竭力交涉与苦苦劝说下，对方才同意放行。

　　最后，荣全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乌里雅苏台（位于今蒙古国），一车车满载的粮食终于解了当地驻军的燃眉之急。

　　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以新疆动乱祸及自身为借口，占领伊犁全境。清廷命荣全驰赴伊犁，将其收回。

　　荣全随即率部西进，但前路受阻。清廷为进行交涉、宣示主权，遂令荣全以塔城为基地署理伊犁相关事务。此后几年，荣全一直驻扎于塔城，为收复故土积蓄力量。

　　即使身陷繁杂的政务中，全力解救身处异国的索伦官兵，始终在荣全心中占据着重中之重的地位。

　　索伦兵是清代平定战事、巡逻边防的重要力量。同治五年（1866年）后，驻守伊犁的索伦兵因战乱困苦异常，为求一线生机带着家眷逃往俄国避难，却被沙俄强行扣留。同治皇帝不忍这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将士流离国外，于是派遣荣全亲自安抚这些将士，对他们悉心关照。

　　在荣全与俄国政府的反复交涉下，同治七年（1868年），沙俄终于允许索伦军民回归祖国，流离失所的士兵终于踏上了朝思暮想的故土。

　　随后，朝廷命荣全在塔尔巴哈台等地专门划出游牧和屯垦之地，为回归祖国的索伦兵提供能够屯田自给、练兵备战的庇护所。荣全不会想到，这些士兵后来成为配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要策应力量。

　　为了让当地的军民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荣全把他们按营编制后，不仅为他们划拨耕作所需的土地，还提供了购买农具、牲畜、谷物的资金，又专门修建“档房”作为办公场所。

　　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塔城的屯田不仅收回了成本，还有了盈余：余钱可添置新农具，余粮可保障后续的费用和口粮，荣全的苦心经营终于有了回报。

　　（三）勘界交锋：严拒侵吞的边界博弈 

　　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屈辱地签下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境内44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拱手让人。可沙俄依旧野心勃勃，他们表面上划分了边界，但立碑工作未能完成，为俄国后续蚕食留下了空间。

　　清廷担心俄国以边界不清为借口再生事端，为未来埋下隐患，荣全接任署理伊犁将军后，便同其他官员一起督办与俄国划界立碑一事。

　　同治七年（1868年），荣全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勘界队伍，对照条约、实地踏勘，最后在博果苏克坝和塔斯启勒山两地分别树立了界牌和鄂博（作为边界标志的石堆），以正疆界。同治皇帝得知此事，对荣全大加称赞，认为他“未容俄官向内侵占，办理尚为妥协”。

　　在长达一年多的边界勘分工作中，俄国人仍然不忘耍弄花招，不仅曲解条约内容，还企图依据地形优势擅自越界。

　　对此，荣全早有防备，每当他们提出无理要求，就拿出条约原文据理力争，挫败了沙俄借机越界蚕食的企图，最大程度守住了现有疆土。

　　同治八年（1869年），经过荣全等人的艰苦努力，中俄边界竖起了八座庄严的界碑，清晰地标注了边界线，遏制了沙俄借边界滋事的图谋。

　　勘界之外，荣全为收复伊犁埋下更深的伏笔。光绪二年（1876年），他率部参与攻克玛纳斯，牵制敌军，策应主力。虽未能亲见伊犁光复，但他用十年孤守，为清军重返伊犁扫清了北路障碍。

　　1876年（光绪二年），荣全挥别了他驻守十年的西北边疆，奉旨入京。几年后，他便与世长辞，这位心系边陲的忠臣终究未能亲自见证伊犁得以收复。

　　作为署理伊犁将军长达十年的边疆重臣，荣全的处境格外特殊。他不仅无法踏入伊犁城，还要面对邻国侵略、城池沦陷的危局。即便如此，荣全依然挺身而出，以一种极其艰难的方式扛起了在新疆维系主权、固边安内的国家重任，让这片土地从未真正离开中国的版图，让伊犁的各族军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始终未散。

　　伊犁，是他无法抵达的驻地，却也是他用一生守护的疆土。

　　（作者简介：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江思怡：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  2025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专项委托课题项目“内蒙古边疆治理中的景观建设:历史实践与当代价值”（编号：2025NDE133）；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22JZD03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创新研究平台“新疆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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