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石窟寺，人们常常会想到中国“四大石窟”——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石窟寺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我国形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体系完整的发展序列，既见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也映照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现存的近6000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中，有2851处散落在川渝地区，几乎占全国总量的“半壁江山”。川渝石窟寺数量庞大、价值突出，做好保护利用工作，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多年来，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教授雷玉华深耕南方石窟寺考古研究。从基层考古工作者到资深石窟寺研究专家，从跨学科调查论证到推广石窟寺保护经验，她始终致力于在保护实践与学术研究之间架起桥梁，为我国南方石窟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范式。

　　2024年，雷玉华领衔的西南民族大学考古学研究团队项目“中国南方石窟寺保护与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名单。其团队的著作《中国南方石窟窟前建筑的考古学研究》以扎实的考古调查与跨学科视野，揭开了南方石窟寺“无檐亦能存”的历史真相，入选202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被授予2025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

　　扎根田野，重新认识南方石窟寺

　　20世纪90年代，川渝石窟寺考古发掘起步不久，还未形成系统专业的研究方向。面对本地先后出土的数批南朝石刻造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时间尚无对口的研究者。接手这项工作的，是当时在研究所工作、已有近10年基层考古经验的雷玉华。

　　在研究所支持下，雷玉华重返校园，攻读石窟寺考古硕士学位，逐步搭建起“边学边研”的治学框架。为与北方石窟已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和完备年代序列相衔接，2000年前后，雷玉华和团队从川北地区逐点开展考古观察和记录，她以构建四川石窟寺年代序列为突破口，系统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分布规律，由此开启了系统性探索。

　　山林间的考古测绘与调查全靠人力完成。崖壁陡峭、地形复杂，队员们常需手脚并用攀爬，每一步都充满挑战。此外，作为交叉学科，考古学既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人文积淀，又需掌握现代测绘技术，早期专业人才的结构性缺陷，制约了相关研究。

　　彼时，现场文物发掘工作主要由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研究者难以深度参与。雷玉华意识到，石窟寺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人文研究者缺乏实操经验，无法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可落地的保护方案；而工程技术人员往往缺乏历史积淀，容易在施工中破坏遗迹，导致重要信息流失。

　　为获取更多信息，雷玉华常在保护工程现场旁观，结合工程方提供的资料，用考古学方法观察挖掘出的遗存。当挖掘机一次次刨开沟槽、清除浮土时，崖面上总能发现前人为石窟建造保护建筑的痕迹。

　　雷玉华开始思考：给所有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增建保护设施是否必要？

　　雷玉华认为，石窟寺的保护设施建设、环境改造、本体保护等各项工作，都必须坚守最小干预的核心原则。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她将目光投向川渝石窟窟前建筑研究，决心夯实考古学基础，为石窟寺保护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2007年，雷玉华深入四川资阳安岳石窟开展区域调查，对卧佛寺遗存进行了细致记录。这次记录既不属于传统工程保护范畴，也并非纯粹的考古研究，更像一次跨越学科边界的独特观察。后来，她将该研究项目纳入考古方向，命名为“川渝石窟的保护性设施调查”（即“中国南方石窟窟前建筑的考古学研究”前身）。数年后，这些漫长的观察和记录，重塑了人们对南方石窟寺的固有认识。

　　再构常识，解答石窟寺保护之谜

　　在多雨潮湿的南方，古代工匠如何解决石窟修成后受风吹雨淋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者、工程者、管理者多方的答案都是“南方石窟（龛）必定依赖附加保护建筑”。就算遗迹出土后不见保护建筑，也会猜测是由于时间流逝导致的风化脱落。雷玉华也曾赞同这一观点，直到一次偶然发现，她心中的“常识”被撼动。

　　2014年，雷玉华赴四川广元千佛崖为即将出版的《广元石窟内容总录》作现场校对时，恰逢清华大学建筑团队在此勘察环境，他们尝试从石窟模型中复原古代建筑遗存。交谈中，她了解到，40多米高、80余米长的崖壁，通过三维激光技术，已在电脑中得以完整呈现。

　　雷玉华仔细查看三维模型后发现，曾被认为是保护建筑遗存的痕迹，很可能是工匠施工时搭建栈道和脚手架所留下的，属于建造过程中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判断在后续田野考古中得到了有力印证。例如：千佛崖现存的950余个窟（龛）中，仅极少数大型窟（龛）有早期窟（龛）前建筑遗迹，其余均通过精巧的结构设计防水；四川眉山中岩寺摩崖造像则以“共同石檐”覆盖多龛，形成长久而稳固的整体性防水体系。原来，工匠群体代代相传的建造智慧，早已顺势融入岩石之中，研究者却总局限在依赖保护建筑的固化思维里。

　　基于这些发现，雷玉华团队在专著中提出，绝大多数南方石窟和摩崖造像龛在开凿之初，并无另建窟（龛）檐的设计和需要，今日崖面上的孔洞、凹槽等遗迹，多为施工架、栈道或后世维修所留，而非传统认知中的“窟（龛）檐遗存”。

　　从实践层面，团队提出的保护原则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对有明确历史依据的窟（龛）檐可依样修复；对原生无檐的中小型窟（龛），应采用现代材料，结合原始结构设计轻质、可逆的保护设施，同时兼顾经费与后期维护。这种“考古先行、因地制宜”的思路，为数量庞大的南方中小型石窟保护工程设计提供了保护范式。

　　乐山大佛是我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一道巨大难题——如何抵御日晒雨淋风化剥蚀？

　　2023年10月，受乐山大佛研究院院长之邀，雷玉华来到四川乐山南岷江东岸，共同探讨乐山大佛保护工作。

　　雷玉华发现，大佛旁的九曲栈道内外侧遗迹分布不同，大佛腿前有一段合围的痕迹尚未完全崩落，两侧转折处的平台位置，正好适合搭建梁架立柱。随后，乐山大佛研究院证实相关区域确实发现了土板瓦、筒瓦等遗存。结合建模数据和现场考古观察，雷玉华逐步完善了研究论证。

　　2024年11月，全国专家在乐山达成共识：大佛阁保护设施可采用现代轻质可逆材料，不必拘泥于古代形制的复原。这一结论，为大佛保护工程指明了新方向。

　　继往开来，看见文明的微观史

　　2018年底，雷玉华走上讲堂，在西南民族大学开设“石窟寺考古”选修课。

　　无论是作为考古工作者，还是培养学生的师者，雷玉华始终认为，持之以恒是更重要的品格。一位课后总追着她探讨问题、常常借阅石窟专业书籍的新疆姑娘阿拉尔古丽，给雷玉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拉尔古丽毕业后的一天，雷玉华收到了她的信息：“老师，我想要报考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研究岗，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在雷玉华的指导下，阿拉尔古丽经过不懈努力，顺利考入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在祖国西北完成了事业的传承。

　　在冷门绝学的研究过程中，雷玉华也触摸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四川巴中石窟调研中，她发现，有的石窟里，供养人将自己的生活场景雕刻进佛龛，展现当时日常劳作、家庭欢聚的场景；有的石窟融合儒家、道教、民间信仰、书画艺术等为一体。雷玉华说，这恰恰反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

　　2025年7月，雷玉华参与的央视六集纪录片《巴蜀石窟》播出，让更多人看到石窟中的民间百态。片中，石窟寺作为“公共文化空间”被呈现。“从东汉延续至今的石窟发展脉络里，新疆、河西走廊的石窟群中，各民族审美、生活方式交织碰撞，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实物例证。”雷玉华说。

　　穿越千年，历史与当下共鸣。无数石窟群在岁月中沉淀，每一处风化的痕迹，每一尊斑驳的造像，都在诉说着“何以中国”；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以持恒之心，守护刻在崖壁上的中华文明，为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图片由西南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提供）

• 后一则:专家学者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