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延伸至青海、四川省内,东连秦岭—大别山,横亘约2500公里,是中国西部高原地貌的基本骨架,被誉为“万山之祖”。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识。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昆仑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被赋予更宏大的精神内涵,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华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昆仑山公格尔主峰。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创世叙事:“赫赫我祖,来自昆仑”
昆仑既是自然地理学的庞大山系,更是历史文化概念。自古以来,绵延千里、高耸入云的昆仑山,引发了人们无限的遐思奇想。古人以昆仑山及其相关神话人物、风物传说为主要内容,创造了昆仑神话,构建了“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的中华民族创世叙事。
作为中华民族一万年文化史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璀璨源头之一,昆仑神话既映照出中华先民对自然的探索理解与英雄崇拜,又深刻体现出中华民族早期的宇宙观念与价值观念,对后世民间习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乃至思维方式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古籍《山海经》的多个篇章都有关于“昆仑”“昆仑之虚”“昆仑之丘”的记载。如,《西山经》记载:“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海内西经》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昆仑神话里,为人们所熟知的主要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伏羲始作八卦、黄帝创世、西王母与东王公、穆天子神游、王母蟠桃会等。在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中,沉睡的盘古苏醒后,以神斧劈开混沌,清气为天、浊气为地,昆仑山巍峨的山体如盘古脊梁,见证天地初分的雄浑;在女娲补天传说里,天塌地陷时,女娲于昆仑山采集蕴含灵气的五彩灵石,以山巅神火炼石补天,山脉云雾间似仍存其身影,山石纹理亦成五色石遗迹。这些上古神话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宇宙起源的认知,蕴含“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以及“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广泛传播于中华文化圈。
其中,广为流传的西王母神话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丰富叙事。西王母的原始形象应为羌戎部落首领,其“虎齿豹尾”半人半兽的图腾形象,与中原农耕文化的龙图腾东西呼应,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内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由穴居的神仙,蜕变为温文尔雅的西域部落首领,与周穆王瑶池相会,以玉帛相交。汉代以降,西王母被纳入道教神仙谱系,掌握长生不死之药,成为生命守护神。在中原民间神话中,西王母与黄帝的互动被赋予政治意涵,西王母协助黄帝战胜蚩尤、修筑都城等传说,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融入同一叙事体系,而“不死药”“瑶池”等意象,为道教的修仙思想提供了原始素材。
在我国许多民族中,都有与西王母有关或类似的神话传说。藏族史诗《格萨尔》中,天神贡曼杰姆的形象与西王母有诸多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贡曼杰姆就是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在柯尔克孜族传说中,西王母在宴请中原帝王时,遗失了玉项圈。从神话传说中的瑶池,到西王母、王母娘娘的故事,西王母神话作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内容丰富,影响深远。
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南披的《西王母出行图》,图中西王母头梳高髻,大袖长袍,乘坐三凤车,车上有华盖,车后旌旗飘动。来源:敦煌研究院网站
黄河探源:河出昆仑,万水之源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这条大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而出,流经九省区,在山东东营注入渤海。在古代,人们从未停止对黄河源头的探索。黄河文化是昆仑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河出昆仑说”根深蒂固。“河出昆仑虚”,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对黄河河源的理解。《尚书》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隐含着对黄河源头与昆仑山之间神秘联系的认知。
历朝历代帝王都热衷对黄河河源和昆仑山的探寻,不但体现出治理黄河、造福天下的家国情怀,也展现了对国家版图确认的历史追寻。西汉时期,汉武帝依据《尚书》等典籍记载,结合于阗南山产玉、巍峨雄伟等特征,将西域于阗南山钦定为“昆仑”。《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举完成了昆仑从神话地理到国家疆域象征的转变,强化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主权宣示,树立起昆仑作为“万山之祖”“河源所在”的文化共识。
历史上,有关“河出昆仑”的记载可谓丰厚,涉及经书类、地理志、方志类、民俗类、历史类及文学类等典籍。文人墨客创作了大量诗文,赋予昆仑山深厚的精神内涵。如,唐代李白写下“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以磅礴笔触展现黄河自昆仑奔涌而出、一泻万里的雄浑气势。南宋诗人杨万里“河出昆仑江出岷,风吹不断浪花春”(《和余处恭赠方士阎都干》)之句,描绘了江河奔腾的自然景象,歌颂了大自然的壮阔和生命力。这些诗篇赋予昆仑山神圣、宏大、坚韧等意义,沉淀为重要的中华文化符号。
符号表达:敬天法祖,天人合一
在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里,很早就有关于“天”的概念。“昆仑”与“穹窿”同义,本义指浑圆天体,后衍生为通天之山与祭天之坛。历史语言学家指出,汉藏语系的“昆仑”与阿尔泰语系的“腾格里”同根同源,均指“天”的概念,体现了中华先民共同拥有的信仰基础。中华先民认为昆仑山是介于天地之间的圣地,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天地的场所。在昆仑文化中,“天”是自然、民众、社会、祖先、世间万物的汇聚,是古代中国“敬天法祖”“天人合一”“天命”等观念的标志性符号。
昆仑文化的哲学内核体现为对“天”的崇拜、对宇宙秩序的探索。各民族祭祀山川的仪式虽有不同,但都以山川或其象征为媒介,追求人与自然、神圣与世俗的和谐,形成了共有共享的生态观与伦理观。
《尔雅》对“丘”的解释是“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红山文化的圜丘、北京天坛的三层圆坛设计等,与“三成定昆仑”的理念暗合,寓意着天、地、人和谐统一,可以将其理解为从天地未分的混沌状态到天地分明、伦理有序的演变过程。
从各民族的历史文献和口传资料看,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昆仑山下,仍流传着含有昆仑元素的创世神话等,以及关于昆仑山的族源记忆。这些神话传说情节虽有区别,但都将昆仑视为生命循环的起点,以神话叙事诠释中华民族在灾难困境中顽强不息的生命力。
2025年1月,“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图为乾隆御题白玉采玉图山子。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价值追求:比德于玉,白玉无瑕
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对玉极为珍视和推崇,古人以玉祭祀、以玉为饰、以玉修身。玉文化是昆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将美玉的产地归于昆仑山,将其视为自然界的神奇产物顶礼膜拜。《尚书》记载,周王庙陈设玉器分为夷玉、越玉、大玉三类,其中大玉主要指西北玉料。《山海经》记载产玉之山二百余座,其中一多半分布在西部。
以和田玉为例,商周时期,和田地区出产的玉石开始大规模向中原输送。商代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其中部分玉料来自和田地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身份尊贵,其墓葬中出土的和田玉器说明商代王室已经把和田玉作为器材用料,也表明商朝时期中原地区就和西域地区存在联系。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行,与西王母相会于昆仑之丘,返程时带回大量玉石。这一记载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从侧面反映出中原从西域获取玉石的史实。东周时期,《管子》记载:“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禺氏,被认为是西域的月氏。这说明,和田玉输入中原已形成稳定通道。
古人从东、西两个方向把和田玉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开拓出最早的和田玉运输线——“玉石之路”。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凿的丝绸之路,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汉代在甘肃设置的玉门关,以运输玉石而闻名。元代诗人马祖常描写了这样的景象:“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河湟书事二首·其二》)
玉之美,不仅在于温润如玉的质感、精美的工艺,更在于其蕴含的文化内涵。《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孔子归结出玉的十一种德性,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尚书》记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描绘了昆仑玉与山石一同燃烧的壮烈场景,后来被引申为同归于尽。屈原在《九章》中写了“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表达对高洁的精神境界之追求。《晋书》记载,晋代名臣郤诜以“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自喻,后人便以“折桂”比喻科举及第,将昆仑玉作为人才卓越的代名词。
总之,从神话叙事到政治象征,从宇宙哲学到民族交融,昆仑文化既是历史的积淀,又随着时代发展升华,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中,持续滋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加强昆仑文化研究,进一步提炼出昆仑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加以传承传播和转化应用。
【作者系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研究员,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统一战线研究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25&TZ0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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