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唐代杜甫诗中所说的海岱，指的正是渤海与泰山之间的区域，古时用它指称青州、徐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从遥远的上古时代开始，这片土地上就生活着诸多族群。当地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创造出具有特色、为后世所称道的“海岱文化”，又叫“东夷文化”。

　　据考古确认，早在新石器时期，海岱地区就出现了成型的文化形态。从距今约9000-7000年的后李文化，再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及至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东夷文化延续数千年之久，最后在西周中晚期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近日，在山东博物馆举行的“华夏东方——夏商周时期的东夷文化展”，精选文物110余件（套），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展现了东夷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成熟，直到最后的夷夏融合，呈现了东夷文化的绚烂辉煌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东方初晓：

　　东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990年，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后李官庄村挖出了一片海岱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即为后李文化遗址。后李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表面为素面，底部为圜形，圜底是我国古代器物底部最常见的形态。

　　北辛文化则是后李文化的继承者，两者在时间上前后相接，在地理上高度重合。北辛文化最具代表的器物是陶器，依旧是圜底，但多出三足，呈现出一种鼎的造型。这种陶鼎是一种炊具，三足是为方便在圜底下架火烧煮。

　　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件北辛文化大型三足敞口陶鼎，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鼎器之一。从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正是东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期。

　　三足敞口陶鼎右侧，是一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陶鼎。此鼎配有鼎盖，在烧煮食物时能够高效保温。早期的大汶口文化依旧以手制陶器为主，中期则出现了轮制技术。轮制技术较之手制，大大提升了器物的质量，使陶器器型更加规整，壁薄且均匀。到了晚期，出现了快速轮制技术，并开始采用坩子土为制陶新原料。

　　借助新原料与新技术，海岱地区的先民烧制出薄如蝉翼的黑陶、坚硬光洁的白陶，以及红陶、灰陶等。陶器上刻画着繁复的纹样，这些纹饰赋予陶器以精神属性，使其从纯粹的实用器物向更高层次发展。

　　夷夏东西：东夷文化的鼎盛与衰落

　　此次展览以数字技术将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的城子崖遗址整个“搬”到了展馆。该遗址位于山东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龙山村东北隆起的河畔台地上，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周代的古文化遗存，文化层堆积自下而上依次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文化。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探索我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城子崖遗址最下层的龙山文化，承继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以独特的黑陶闻名于世。山东博物馆馆藏蛋壳黑陶高柄杯，正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代表，龙山文化因此也被称为“黑陶文化”。蛋壳黑陶器壁厚不超过0.5毫米，口沿最薄处仅0.2毫米。其陶料选取细腻的河泥，经反复沉淀淘洗，以快轮制作法拉坯，然后放进封闭的陶窑，以上千度的高温烧制。蛋壳黑陶技艺精巧、制作细腻，堪称中国古代陶器艺术的巅峰之作，被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此次展览上的龙山文化黑陶豆、黑陶瓢，也都是黑陶的典型形制。

　　除烧陶技艺的提升，龙山文化的陶器修饰艺术也独具特色。《左传》记载，东夷先祖少皞挚即位时，恰有凤鸟飞来，于是鸟就成为东夷部落的图腾，由此后世也称东夷为“鸟夷”。展览中一件做工精致、器型典雅的龙山文化鸟喙足黑陶鼎，便是东夷文化中鸟图腾崇拜与黑陶制作技艺的完美结合。展览中还有一件龙山文化的白陶鬶，为古代盛酒或水的器皿。它的底部是三个肥硕的袋足，腹部圆鼓，侧面装着把手，顶上为流口，整体造型宛如一只站立的鸟。这些器物已不单单是实用器具，更被当作珍贵的礼器，用于祭祀和墓葬。

　　从墓葬中随葬品的质量与数量差异来看，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与私有制，正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城子崖遗址的中间层是东夷文化最后的文化类型——岳石文化，它首次发现于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东岳石村，因而得名。从岳石文化出土器物来看，其整体特征从龙山文化时期的华丽精致转向实用。同时也可看出，此时的岳石文化受到北方辽东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一种文化交融的特点。

　　展览展出了大量岳石文化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陶罐、陶甑、陶豆、陶鼎等，器型朴素，陶壁厚实，都是实用的器具。以陶器盖子为例，龙山文化器物往往制成鸟形盖钮，而岳石文化器物的盖钮大都是实用的、便于抓握的蘑菇钮。石器则有石锤、石斧、石镰、石铲、石凿、石镢等，通常用于农业生产，反映出岳石文化时期发达的农耕经济。

　　城子崖遗址中的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其年代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600年，相当于中原夏代之前、夏代到商代早期。在这一时期，海岱地区拥有成熟的农耕业和高超的制造工艺，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还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信仰与礼仪制度，以及早期城市形态。

　　夷夏一体：

　　东夷与中原的文化交融

　　商代甲骨卜辞中时常出现“征夷方”和“王来征人方”，其中，“夷方”“人方”正是指东方海岱地区的东夷。商代甲骨上涉及东夷时往往用“征”字，西周的青铜器上则往往用“伐东夷”，这些记载都意味着商周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军事征伐，不断向东方推进，最终将海岱地区纳入王朝版图之中。

　　展览中的商文化东渐路线图，展示出商周王朝经略东方的“操作流程”。在商周持续不断东进的进程中，东夷文化从鲁东地区渐渐向胶东、鲁东南等地退却。其在不断退却之时，也发展出新的文化形态。潍水以东的胶东半岛上形成的珍珠门文化，是岳石文化的继承者，同时也吸收了商文化的特征。此时东夷文化已经从高峰跌落，器型单一且数量不多。其中，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表大都为素面，少数器物上有吸收商周绳纹样式而制作的纹样。珍珠门文化是东夷文化的坚守者，从商代晚期一直坚持到西周中期。

　　从商代到周代，中原文化不断传入海岱地区。展览展出了数件海岱地区出土的商文化器物，如泗水尹家城遗存出土的商文化陶鬲、临淄后李遗址出土的西周文化陶簋等，它们见证了中原与海岱地区文化的汇流与交融。

　　济南大辛庄遗址作为山东省迄今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商代聚落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进程中夷商文化的交融。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在形制、纹饰上与河南安阳殷墟青铜器保持高度一致，充分体现了商王朝礼乐制度的影响；而陶器组合则保留了海岱地区岳石文化因素，部分墓葬习俗与殷墟存在明显差别。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特征，正是夷商融合的生动写照。

　　晚商时期，商王朝相继控制了淄河、弥河流域，最终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潍河一线。这一过程中，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深度融合。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东夷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身的发展历程、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打破了华夏文化西来说；它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以高超的制作技艺与典雅的审美，在融通互鉴中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丰富的文化形态。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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