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重庆芭蕾舞团创排的大型原创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第四版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首演，拉开了该舞剧2025年全国巡演序幕。《归来红菱艳》以“中国舞蹈之母”、北京舞蹈学院首任校长戴爱莲为原型，讲述了民族危亡之际，爱国艺术家从海外归来，奔赴抗日救亡战场，呼唤民族觉醒及抚养战争难童的故事。舞剧通过舞蹈语汇的创造性转化，完成芭蕾艺术民族性与国际性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对西方芭蕾语汇的本土化重构，更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凝练表达。

　　《归来红菱艳》以“归来”为叙事起点，将“红菱艳”的意象贯穿全剧，既呼应英国电影《红菱艳》中芭蕾舞者“为艺术献身”的执着追求，又赋予其本土化的深度解读——国家危难之际，艺术家以赤子之心和血肉之躯铸就民族脊梁。

　　舞剧以归国华侨“莲”和进步青年“轩”为核心人物，以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展开叙事，推动情节发展。从莲幼年时在海外的学舞经历、到归国在重庆育才学校简陋的教室里为学童上课、再到举行募捐义演等，舞剧将这位艺术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化作一幕幕流动的史诗。

　　无论从主题还是人物的经历，舞剧选择芭蕾和中国民族舞作为核心舞蹈语汇都显得尤为贴切。但该剧创作的难点在于，如何将中国尤其是巴渝地区的文化基因，与芭蕾的美学范式有机融合。导演刘军以旅外芭蕾舞人的国际视野和重庆人的文化认识，尝试将民族舞蹈元素、重庆地域文化符号与芭蕾语言进行创造性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贯穿全剧，而且几乎在每一个舞段中都有细腻而富有创意的体现。

　　开场的“山城雨巷舞”以柔美的中国舞姿和芭蕾的“开绷直立”演绎川渝女子的温婉与坚韧。黄葛树下，油纸伞的旋转与舞者们的身姿，既呈现出战前巴渝雨巷的诗意，又通过群舞的几何构图形成视觉隐喻——伞面如盾，象征山城民众的磅礴斗志。而以民族舞为主体的募捐义演，则直接呼应了由戴爱莲指导、育才学校师生于1946年3月表演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剧中巧妙地将藏、维吾尔等民族的舞蹈语汇与芭蕾深度融合，不同风格的律动实现自然衔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呈现毫无违和之感。

　　舞剧中，编导还创造性地将重庆非遗“秀山花灯”灵动、自然的动作融入芭蕾，通过跳跃与旋转的变奏，形成民众在战时“苦中作乐”的戏剧对比。庙会场景中，孩童天真烂漫的舞步与遭日军轰炸后的木屋废墟亦形成强烈反差，强化了和平与战争的二元叙事张力。

　　这种“在地性”转化并非简单的形式拼贴，而是将芭蕾的抽象性与中国民族舞的风格性与叙事性相结合，实现文化的深度交融。正如作品中的“水袖芭蕾”“旗袍芭蕾”，以东方舞蹈的韵律感和流动感，重构西方芭蕾的线条美学，堪称中西美学对话的生动实践范例。

　　剧中出现了多种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将油纸伞、黄包车、吊脚楼、竹马、旗袍、长衫等融入芭蕾舞的表达，兼具中国韵味与国际视野，形成多层次的意义网络。其间既有红舞鞋从西方“艺术殉道”的宿命转为东方“为人民而舞”的信仰，更有纤夫舞体现的抗争精神。男舞者模拟川江纤夫拉纤的身姿，将川渝的劳动号子转化为身体的力与美。剧中“拖拽敌机残骸”的群舞场景，以绳索与肢体的张力，再现山城民众“愈炸愈强”的斗志，将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劳动符号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终幕的“羽鸽群舞”中，舞者身着白色过膝纱裙、足踏红色芭蕾舞鞋，脚尖挺立如火焰，既象征战争的创伤，又昭示不屈的脊梁。同时这一意象又呼应戴爱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编创的第一部芭蕾舞剧《和平鸽》，舞者从个体挣扎到群体飞翔的动态演进，暗合从“救亡”到“复兴”的历史逻辑，完成对“归来”主题的闭环诠释，更将个体命运升华为民族新生的象征。

　　全剧以红、白、灰三色构建视觉隐喻——红裙与红色舞鞋象征革命热忱，白鸽与白色舞裙隐喻纯洁理想，灰暗的废墟与躲避的人群则揭示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色彩的对抗与融合，以及各种符号的文化转译不仅增强了叙事厚度，更构建了跨文化共鸣的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芭蕾舞团“10后”的小学员们首次在舞剧中亮相，在排练中感知历史、积累经验，收获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这场舞剧的排演过程本身，已然成为一次生动的文化传承实践。导演刘军强调，让年轻一代“在英雄城市做文化传承者”，是对戴爱莲教育理念的当代回应。

　　《归来红菱艳》将个人经历与家国命运紧密交织，跳脱出以“东方身体演绎西方故事”的窠臼，探索出了一条以本土叙事重构中国芭蕾的实践路径。在这部作品中，古典芭蕾的足尖技巧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轻盈逃避，而是扎根祖国大地的坚韧执著。编导将中国的民族舞蹈与芭蕾相结合，生成“刚柔并济”的全新舞蹈语汇，通过文化主体性的深度觉醒，实现了从“形式借鉴”到“精神自立”的跨越。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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