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位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东部的库车市一带，地处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重镇。自魏晋至唐宋，龟兹长期居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枢纽地位，是新疆历史上四大佛教中心之一。

　　龟兹留存的佛教遗存数量庞大、品类齐全，主要包括地面佛寺与石窟建筑两大主体类型。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巴什佛寺遗址与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遗产点，于2014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些佛教遗存，不仅记录了佛教自西向东传播并逐步中国化的历程，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物证。

　　根植丝路沃土的千年佛韵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佛教传入新疆以后，地方统治者成为最早的信仰者和支持者，对佛教予以大力扶植和推行，不仅礼遇僧侣、大造佛像、兴建寺塔，还亲自参加佛事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据《晋书》《出三藏记集》等文献记载，龟兹当时有僧侣近万人，城郭中有佛塔、寺院千余座。

　　在佛教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龟兹高僧作出了重要贡献。曹魏甘露三年（258年），龟兹高僧白延抵达洛阳，是有史记载最早到中原译经的新疆僧人。他在洛阳白马寺主持翻译多部佛经，其中最著名的是《首楞严经》。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龟兹高僧佛图澄来到洛阳，他以“神通异能”赢得后赵石勒、石虎两代君王的信任，被尊奉为“大和上”“国之大宝”。佛图澄不仅用佛教教义劝谏石氏不要滥杀无辜，还利用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大力传播佛教，使佛教在我国北方地区迅速传播开来。佛图澄弟子众多，尤以道安最为著名。道安讲经说法、译经传教，在襄阳和长安都有成百上千的弟子，形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佛教僧团，影响遍及大江南北。

　　在众多龟兹高僧中，鸠摩罗什的弘法成就最为卓著，史载其“道震西域，名被东国”。东晋隆安五年（401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主持译场，广纳门徒、潜心译经，门徒达八百余人。他精通梵语、龟兹语、汉语等多种语言，深谙佛法义理与中原文化精髓，与弟子合力译出佛经74部384卷，系统规范了汉译佛经体系。在译经过程中，鸠摩罗什主动融通佛教义理与儒道文化，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佛教在龟兹的兴盛及其东传历程，带动了新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融合，新疆佛教艺术、建筑理念与中原礼制、文化技艺双向流通、互哺共生，不断丰富中国佛教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

　　地面佛寺遗址见证多元交融

　　龟兹地面佛寺多选址于河流出山口冲积台地，依山傍水、交通便利，兼顾修行静谧与丝路商旅礼佛之需求。佛寺建筑普遍采用土坯砌筑、减地留墙等本土工艺，适配新疆干旱多风沙的气候特征，体现了新疆古代先民因地制宜的营造智慧与生存理念。

　　苏巴什佛寺是龟兹地面佛寺的代表性遗存，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以库车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区，整体布局规整、规模宏大。遗址现存建筑遗存54组，涵盖佛塔、佛殿、讲堂、僧房、禅房等，形制完备，完整还原了古代大型皇家寺院的规制格局。在近千年的存续过程中，苏巴什佛寺不仅见证了鸠摩罗什、玄奘等高僧的弘法历程，更承载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外文化互鉴的深厚内涵。

　　据《高僧传》记载，苏巴什佛寺古名“雀梨大寺”，是魏晋龟兹皇家寺院。鸠摩罗什出身于龟兹王室，早年在此修习小乘佛法，遍历西域游学求证后，回归雀梨大寺宣讲大乘教义，将其打造为4至5世纪新疆大乘佛教中心。

　　在《大唐西域记》中，苏巴什佛寺又被称作“昭怙厘大寺”，玄奘西行途经龟兹时，曾在此驻留讲经两月。据载，当时的苏巴什佛寺“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每天都有大量信众前来听经礼佛，场面十分壮观。如今，昔日巍峨庄严的佛殿高塔虽已化为戈壁残垣，但留存至今的建筑遗存与出土文物，成为新疆与中原文脉互通、血脉相连的珍贵历史印记。

　　除苏巴什佛寺外，东、西柘厥寺与阿奢理贰伽蓝也是龟兹地面佛寺的重要代表。唐朝在新疆设立安西都护府，将龟兹纳入中央王朝一体化管辖。东、西柘厥寺地处渭干河两岸，毗邻石窟群。其中，西柘厥寺对应的夏合吐尔遗址，考古出土了大量汉文、吐火罗文、粟特文文书及寺院账簿。汉文中的“天宝”“大历”等唐代年号，印证了中央王朝的政令在龟兹落地通行。粟特文书中有关百姓姓名的记载，真实还原了唐代汉、粟特以及本土民众杂居共处、商贸共生的社会风貌。东柘厥寺对应的乌什吐尔遗址，则兼具军事防御墙体与佛教建筑基址，直观体现了中原戍边治理与宗教文化的融合。

　　阿奢理贰伽蓝是魏晋至唐代龟兹顶级王家寺院，玄奘、悟空西行时均曾驻锡于此，宗教地位极高。唐代僧人圆照的《悟空入竺记》将其写作“阿遮哩贰寺”。有学者研究认为，阿奢理贰伽蓝是由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共同组成，二者相距约两公里，功能互补，具有“二元一体”空间布局的特征。

　　石窟艺术彰显多民族共创文明华章

　　与地面佛寺相辅相成、交相辉映，龟兹石窟群沿天山南麓河流断崖广泛开凿，多与地面寺院、烽燧遗址、古代冶铁遗址相邻分布，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早期实践场所。

　　龟兹石窟是库车、拜城等地27处佛教石窟遗存的统称，现存824个洞窟、近万平方米精美壁画，以及大量木雕、彩绘泥塑文物。洞窟形制完备、壁画题材丰富、艺术脉络清晰，完整呈现龟兹石窟早、中、晚三期递进式发展历程，见证了各族匠人、僧团、信众携手共创丝路艺术文明的千年历程。

　　早期代表是开凿于3世纪的克孜尔石窟，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窟群，艺术风格融合犍陀罗、波斯与本土审美。其中，第38窟的“天宫伎乐图”中不仅有来自西亚等地的琵琶、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排箫，以及本地特有的筚篥，是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常见的“飞天”形象，对中原佛教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石窟独创的中心柱窟形制，深刻影响了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早期的洞窟形制。

　　中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等大批洞窟相继开凿，洞窟形制更丰富，艺术表达更成熟。森木塞姆石窟第46窟是汉僧法护与以龟兹僧人贤月为首的本地僧团共建的洞窟。窟内唐风团花等纹样与龟兹本地风格图案并存，榜题中汉僧与龟兹僧兼举，展现了中原与龟兹两地僧人共修共学、传经弘法的深厚情谊。

　　克孜尔尕哈石窟第14窟供养人壁画，人物服饰大量使用波斯联珠纹、新疆织锦工艺，展现出丝路沿线服饰文化、审美文化的多元交融。

　　晚期以阿艾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为代表。这一时期，随着中原文化、回鹘文化的进一步融入，龟兹石窟艺术进入深度中国化阶段，形成多元并存、兼容并蓄的艺术新格局。阿艾石窟虽仅存15平方米壁画，但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均呈现出浓郁的中原风格。窟内保存有26处汉文题记，可辨识的姓氏多达9个，其中“白”“裴”都是龟兹及其周边大姓，其余多为汉姓。该石窟真实还原了各民族杂居共处、文化互通的社会风貌。

　　库木吐喇石窟中，汉风与回鹘风洞窟并存共生。汉风洞窟全面沿用中原殿堂式洞窟形制，大量融入中原佛教经变故事、山水构图、绘画技法。其中第79窟堪称丝路文明交融的“文字活化石”，洞窟榜题同时镌刻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印证了多民族在龟兹地区的共存共生与文化互鉴。

　　从创作主体来看，龟兹石窟艺术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集体创作成果。现存洞窟题记清晰留存佉卢文、龟兹文、汉文、粟特文等多种文字记录，证实参与石窟开凿、壁画绘制的，不仅有龟兹本土匠人、僧团，还有大批中原赴新疆传艺的僧人与画师，以及远道而来的粟特、波斯工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创作者，在长期协作中相互学习技法、交流审美、融合理念，共同打磨出独树一帜的龟兹石窟艺术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共创共享的鲜明特质。

　　历史滋养当下，文脉映照未来。如今，苏巴什佛寺、克孜尔石窟等一批龟兹佛教遗存，得到系统性保护。这些跨越千年的丝路遗迹，不再只是单纯的宗教建筑与艺术作品，更是见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融通的历史丰碑，是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物证。

　　【作者任红系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赵振焕系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2025年度自治区社科联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挖掘及研究”（2025ZJFLY34）；2026年度新疆社会科学院院级项目“唐代西域佛教官方寺院与管理研究”（26YJQ0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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