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阴山，横亘千里。它不像五岳那般承载着封禅祭祀与文人情思，却是划定农牧格局、串联数千年民族交融的地理脊梁。

　　两千余年的兵戈与互市、迁徙与定居，都沿着这条山脉铺展开来，织就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厚重底色。

　　阴山下，黄河“几字弯”顶端的巴彦淖尔，正处于农牧交错的核心地带。得天独厚的居间区位，让这片河套大地成为农牧文明碰撞互塑、交融共生的关键枢纽。

　　箭镞嵌石，砖石留温，胡笳驼铃与人间烟火，尽数在此沉淀。

　　长风渡关，岁月流转。跨越山河的先民最终归于何处？文明的相逢与碰撞，又塑就了怎样的中华底色？

　　（一）起于兵戎 

　　巴彦淖尔的故事，要从长城说起。

　　战国年间群雄并起，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这不仅是一场军事改革，更是中原文明向草原文明的一次主动靠近。

　　这场改革，让赵国有了一支来去如风的骑兵部队，更获得了向外开拓的战略主动权。

　　赵武灵王先攻灭横亘赵国腹心的中山国（都城在今河北省灵寿县），解除了国土被南北分割的隐患，随即挥师北上，彻底打通了进军河套的战略通道。将这片宜耕宜牧的沃土纳入版图后，赵国从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向西，筑起绵延不绝的长城，最终在狼山山口建起枢纽雄关——高阙塞。这座关隘至今屹立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境内，阅尽了两千多年的边塞风云。

　　但赵长城竣工后，匈奴骑兵依旧时常越过防线进入“河南地”（秦汉时期对黄河以南河套地区的统称），赵国不得不放弃后套平原，退守代、雁门（今山西忻州代县以北）一带。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蒙恬“北逐戎狄”，收复“河南地”。秦朝将阴山以南区域收入囊中后，对秦、赵、燕三国长城加以修缮连接，使其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华里。

　　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横跨北方、连通东西的万里长城就此诞生。

　　此时的长城并不叫长城，而称作“塞垣”。塞垣可挡兵马，却无法阻隔族群与文明的往来。墙垣筑起的那一刻，交融已然发生——蒙恬迁徙移民充实“北假之地”，屯垦自给。边界之争，最终化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技术交换，发生于农牧交错地带的文明碰撞、交融，酝酿出强大的历史张力。

　　“北假”位于阴山北麓、高阙塞以东，即今天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的北部，以及包头市固阳县西北部。夹山带河，宜农宜牧。“北假”之名，含“假借”之意，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微妙的地缘智慧——农耕文明不再划河自守，而是尝试积极经营与北方民族的关系。

　　游牧文明亦做出了回应——秦汉更迭之际，冒顿单于完成对草原部落的整合与统一，开启了与中原王朝的漫长对峙。

　　秦末战乱，匈奴趁机夺回河套。直至汉武帝时期，两边拉锯不断。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大军出云中，西经高阙，完成对匈奴白羊王、楼烦王的钳形合围，收复河套。随即，十余万人被汉武帝派去营建朔方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一带），内地十万户也被迁去充实边地。

　　汉代的长城地带，酝酿出一种奇特的辩证关系：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长城周边的碰撞中，互相塑造着彼此，交融出新的血肉联系——

　　匈奴的骑射威胁，倒逼汉军组建起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这种压力也催生了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骑兵突击战术，磨砺出汉军锐利的锋芒。

　　降附的匈奴人被安置在河套周边，他们的牧业技术与中原的农耕技艺，开始在同一片土地上交融共生。

　　据传说，汉元帝时，王昭君是经鸡鹿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西北）出塞。这场联姻带来半个多世纪的“牛马布野，人民炽盛”之景象。她本人及其后裔成为维系汉匈政治关系的主要桥梁，也推动了汉匈文化交流。自她嫁到匈奴后，匈奴单于逐步仿效中原礼制，推崇忠孝理念，礼乐秩序悄然写入草原腹地，重塑了草原文明走向。

　　（二）转为枢纽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不存在绝对边界，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纵观各个时期，游牧社会要向外把牛、羊、马交换成粮食、纺织品和手工业品等，以维持政治与经济的稳定；而农耕社会借鉴游牧文明发展突骑兵机动战力，也需游牧地区的牛羊肉等补充蛋白质，毛皮更是御寒的重要物资。

　　这注定了，历史洪流会朝着“相互依存”转向。

　　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后突厥默啜可汗起兵西征，一时间河套平原空虚。时任朔方军大总管的张仁愿敏锐捕捉到这一战略机遇，在突厥活动频繁的黄河“几字弯”北岸修筑三座城，将防线向北推进三百里。一千八百所烽燧，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串联成线，使突厥不敢再越过阴山。

　　秦汉长城依托“十里一燧，百里一堡”的模式绵延布防，维持防线需要庞大的兵力与物资。三受降城创新把烽燧、城防、屯垦深度整合。城内建仓储备粮草，城外开辟屯田耕种，打破了传统长城单纯依托后方补给的防御局限，使边塞体系更为灵活，也埋下长城功能转型的伏笔。

　　坐落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西受降城，便是这一历史转变的鲜活见证。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东突厥可汗遣使献马，唐玄宗为嘉奖其诚意，特批在朔方军辖下西受降城开设互市之所，朝廷每年运送数十万匹缣帛至此换取突厥马匹。此后，突厥、回纥诸部携良马、貂皮、畜产络绎而至，换取中原的绢帛、茶叶、粮食、铁器等必需品。城中专设互市监规范秩序、保障公平……城垣之下，中原与游牧部族完成了生存资料的深度交换。

　　从这里开始，军事要塞逐渐演变为草原与中原的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     

　　为安置归附的突厥部众，唐朝还在受降城周边设羁縻州，鼓励胡汉通婚。受降城驻军多为中原人，周边则是突厥部族，交融杂居的景象，让这里有了独特的烟火：胡汉双方的技术、风俗和语言，在田间地头和草场毡帐之间悄然传递。

　　互通有无的商贸纽带，持续促成政治互信、推动文化交融，催生出兼具农耕与游牧文明特质、富有活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农牧之间深度“互构”，亦是隋唐盛世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

　　（三）化作故里 

　　自明清大一统直至民国，长城内外的交融翻开新篇章。烽火远去，晋陕冀鲁豫等地民众走出长城隘口，涌向河套开荒、营商，这便是闻名史册的“走西口”。源源不断的移民带来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水利方略，让河套的土地面貌、人文风貌发生深刻变迁。

　　明末清初的河套平原，并非今日阡陌纵横的模样，而是一片“遍布红柳和芨芨”的荒原。正是移民的到来，让它蜕变为“塞上米粮川”。

　　1864年，13岁的王同春随家人从河北邢台“走西口”到河套谋生。后来，他主导开挖了义和渠、丰济渠等五条干渠，开垦荒地2.7万顷，逐步覆盖今日巴彦淖尔的五原、临河（今临河区）、安北（今乌拉特前旗）三县，间接带动了当地农业、商业等各行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山西河曲的杨满仓、杨米仓兄弟，筹集糜子数百石以作工人口粮，主持开挖杨家河（今杭锦后旗境内）及其支渠。杨家河灌溉出大片农田，催生了沿岸集镇，培育起当地产业，这条人工渠也积淀成为当地鲜活的人文水脉。

　　移民们从“春种秋归”的“雁行人”渐变为定居者，巴彦淖尔的大多数村落由此形成。定居者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翻开《五原县志》，会发现这里的村名就是移民史的注脚——先搭起茅庵定居的人，往往便是村落的“命名人”，地名后缀常带有方言词“圪旦”，即晋陕语中的“土丘、高地”之意。这不只是地貌的写实，更是移民们在莽莽荒原上，为自己、为后人锚定的家园坐标。

　　清光绪年间，陕西府谷人马旺推着独轮车来到五原，开荒建坊、兴办学堂，而逐步形成了马旺圪旦（现五原县隆兴昌镇）。清末至民国，马旺圪旦周边聚起二百余户移民，“一村多姓、多省杂居”，晋陕的犁铧翻开了草原的沃土，中原民俗与游牧生活相互浸润，孕育出一种独特的“西口文化”——当地人民的性格底色由此铸就，既透着晋商的精明，还有秦人的坚韧和草原的豪爽。

　　民国时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典范——“五原誓师”就发生于五原县。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长期争取和推动下，1926年9月17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五原县誓师北伐。这一举动在西北边疆为北伐树立了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

　　而方言与民间艺术，则更为直观地反映了这种“互塑”。现在的“巴盟话”，以晋陕口语为母音，从蒙古语中“借词”。

　　当地流行的二人台艺术，最初叫“蒙古曲”，音乐来源于爬山调、码头调、蒙古族民歌以及晋陕民歌。蒙古、汉双语剧目《阿拉奔花》，讲述了蒙古族男青年乌银齐与汉族姑娘海莲花相恋的故事。剧目中两种语言交替使用、自然糅合的演唱形式，被形象地喻为“风搅雪”，映照着历史深处那些跨越民族的情感交流与艺术创造。

　　“走西口”让长城的功能完成了根本性转变——从军事屏障变为了多民族混居腹地的往来通道。长城内外的炊烟、方言与歌声，在这里交织成一曲民族交融的壮阔交响，让古老的烽燧，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守望相助的永恒象征。

　　这便是巴彦淖尔在中华文明叙事中独有的坐标。

　　阴山为脊，黄河为脉，地处农牧交错带的巴彦淖尔，既非中原王朝的中枢，也非草原大汗的龙庭，却始终是农牧文明相遇、碰撞、交融的关键场域。

　　它不以封禅文名传世，却以文明交融枢纽的身份，刻入中华民族的成长史。

　　阴山不语，长城无言，却早已留下清晰的历史启示：我们之所以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根源正在于跨越界限的彼此靠近，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共生。

　　监制 | 闫   永  肖静芳

　　统筹 | 王彦龙

　　审核 | 安宁宁

　　责编| 刘艺璇 袁屹轩（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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