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境外史学研究、网络百科及影视作品等，仍将中国古代边疆政权高句丽、渤海国纳入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的框架，将二者描述为独立政权，误导大众。

　　针对高句丽，高丽人金富轼编修《三国史记》，把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并列，构建出所谓的“三国时代”。

　　针对渤海国，朝鲜李朝文人柳得恭在《渤海考》自序中，将渤海国说成是与统一半岛中南部后的新罗“南北对峙”的“北国”。柳得恭后来虽放弃此说，后世继承者却将其奉为铁律。

　　此二者源头虽异，逻辑却相同，都是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政权硬拉进朝鲜半岛的王朝谱系。如今，相关错误叙事不断更换载体进行传播，更需要我们持续辨析、正本清源。

　　要击破这一“挪用历史”的谬论，还须从知识史的角度追问：叙事由谁、在何种背景下逐渐建构？在史料上留下了什么破绽？

　　（一）没有母体，哪来的“三国”“南北国” 

　　两条支线说得再热闹，也改变不了最基本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指魏蜀吴，是东汉灭亡后在原汉朝疆域内出现的三个地方政权；“南北朝”则是西晋灭亡后在原西晋疆域内形成的对峙格局。

　　这些政权之所以能称“三国”“南北朝”，前提都是共享一个前朝母体。而高句丽、百济与新罗，新罗与渤海，皆无共同的母体。

　　高句丽立国于公元前37年，新罗立国于公元前57年，百济立国于公元前18年，三者建国时间相近，却各有源头。

　　李朝文人韩百谦在《东史纂要后叙》中早已把南北界线划得很清楚，高句丽兴起于汉四郡故地，百济、新罗则出自三韩（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弁韩、辰韩），南北两个系统“南自南，北自北，本不相参入”。连朝鲜王朝自家的史学家都承认，两个系统各有源头、本不相涉，谈不上共享母体，更谈不上什么“三国鼎立”。

　　新罗与渤海国之间同样谈不上“南北对峙”。渤海立国于698年，新罗统一半岛大部是在668年，二者既无共同母体，之间还隔着高句丽故地和靺鞨诸部。

　　或许有人会问，境外学界不是将檀君朝鲜作为共同母体吗？可学术研究表明，檀君朝鲜本是神话传说，故事出现于13世纪，且形成于朝鲜半岛南部。拿神话充当“共同母体”，本身就很荒诞。既然没有母体，“三国”与“南北国”的帽子就扣不上去。扣上去，就是胡说。

　　（二）改出来的“人口账” 

　　境外“南北国”叙事的一个噱头是所谓的“人口证据”。其逻辑是，高句丽、渤海遗民大量流入朝鲜半岛，因此两国历史也应归入半岛。这一论证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缺陷，人口流向不等于历史归属。且就人口流动数据而言，该叙事更经不起检验。

　　据李德山《高句丽族人口去向考》估算，高句丽亡国时总人口有一百余万。唐朝三次迁徙高句丽人入内地，总计约34.5万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入居新罗地区者约19万人，投入突厥者至少10万人，投向靺鞨及渤海国者不少于15万人，流入日本者不到2000人，战殁者至少20万人，故地留居者仅存万余。高句丽遗民呈现的是多向迁徙的格局，不能被剪裁成一条单向流入半岛的人口线。

　　高句丽人在唐朝和新罗的政治融入方式也有差别。唐朝授予部分高句丽贵族官爵，如高句丽权臣之子泉男生被授右卫大将军、封汴国公，直接进入唐朝中央官僚体系；随父内迁的高仙芝更典型，他官至安西副都护，成为唐朝经略西域的一员名将。从朝堂到边疆，高句丽人融入大唐之深可见一斑。

　　新罗则相反，按高句丽旧官品授予高句丽人官等。《三国史记》“高句丽人位”规定，授予高句丽遗民的官阶最高只能到“一吉飡”。在新罗十七官等中，“一吉飡”列第七等，低于新罗本国贵族所能达到的“阿飡”（第六等）。高句丽遗民被安置在这样上限明确的身份结构中，始终未能成为新罗政治的主导力量，更不足以反证高句丽属于朝鲜半岛。

　　渤海国遗民流向的主体同样不在朝鲜半岛。926年辽朝灭渤海后，契丹将大批渤海人口迁往今内蒙古、辽东等地。有研究估算，相关迁徙涉及约9.4万户、47万人。留居黑龙江原地的渤海靺鞨人尚有40余万，与南下的黑水靺鞨等结合，成为女真族人。金朝建立后，这部分渤海遗民深度融入女真社会。

　　进入当时高丽的渤海人口则是少数。925年，渤海将军申德率五百人投高丽，同年九月礼部卿大和钧等率民一百户来附，十二月冒豆干等率民一千户来附；928年，大儒范率众投附；934年，渤海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投附，为最大的一次。

　　零星投附的记载越多、越具体，越说明进入高丽的渤海遗民分散而有限：数十人、数百户、数千户，断断续续，何曾有过“大量流入”的影子？以“有人流入”论证历史归属，在逻辑上实难成立。

　　（三）编出来的“继承线”与“老祖宗” 

　　光有“人口证据”还不够，还得拼接出一条“高句丽—渤海国—王氏高丽”的继承线。这条线是怎样拼接起来的？

　　第一步，是给高句丽安上一个“半岛出身”。新罗末年的崔致远在《上太师侍中状》中曾将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弁韩、辰韩三个政治联合体，分别对应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其中，把高句丽说成马韩的继承者，便为后来将其纳入半岛古史谱系提供了所谓依据。然而，这种对应连李朝文人韩百谦也曾指出有误，更不能据此认定其承继关系。

第二步，是把渤海接到高句丽之后。乾宁四年（897年），崔致远代表新罗向唐朝呈了一份谢表，以感谢唐朝拒绝渤海朝贡时位次居新罗之上的请求。表文用“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描述渤海，意在贬抑渤海、抬高新罗。然而，后来的相关论述却单单从中抽取高句丽遗民这一线索，将人口来源转化为王朝承继，又把两国争夺朝贡位次解释为“南北国”并立的依据。这一罔顾史料本意的解读，不过是偷换概念的“按需”裁剪。

　　第三步，是把这条线强行接到王氏高丽。渤海灭亡后，世子大光显率众投奔王氏高丽，获赐王姓并列入王室宗籍。这一接纳遗民的单一事件，被偷换成王氏高丽承继渤海的“凭据”，硬补上“继承线”的最后一环。此外，王氏高丽时期的金富轼编修《三国史记》，也被拿来为这条线背书。书中将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合称为“三国”，但其编排上以新罗为主体，且强调王氏高丽承袭新罗。后世相关论述却绕开他本人的正统判断，单独抽取其“三国鼎峙”的形式框架，填充进高句丽—渤海—王氏高丽的“法统”内容。取其所需、弃其不合，正是按结论修剪史料。

　　编排“继承线”之外，另一种手法是借神话世系追认“老祖宗”。高丽文臣李承休在《帝王韵记》中，将夫余等中国古代不同政权和族群纳入共同祖源叙述，将其君长共同追溯为檀君后裔。李氏朝鲜的许穆又在《记言·檀君世家》中，将解夫娄编排为檀君的后裔，再往下排出金蛙、朱蒙、温祚，称“为句丽，百济之祖，皆本于檀君氏”。

　　一个神话人物，就此被安置为中国东北古代政权的“血统”源头。以一句“皆本于檀君氏”统摄不同政权，实质上是用神话附会替代历史考证。

　　18世纪，柳得恭在《渤海考》自序中，将渤海与新罗并列为“南北国”，又认为渤海统治者和疆域与高句丽有承继关系，因此将渤海故地视为高丽应当索取的土地。人员、地域联系由此被演绎成政权的“疆域继承”，为这条“继承线”赋予了领土主张的含义。

　　中国学界从史实层面反驳其具体论断已数十年，可驳倒一个，叙事便换副面孔重新登场，根源就在于他们把神话、人口、政权三个要素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表面“自洽”的闭环。

　　嫁接政权继承，附会神话谱系，以部分遗民流向代替整体人口去向，这些操作的共同症结，是以现代民族去倒推古代历史：先预设一个自檀君时代以来绵延不绝的民族实体，再把中国东北古代政权强行纳入其中。说白了就是“先射箭后画靶”——结论先行，再筛选、拼凑甚至制造“证据”；证据不够，就拿神话来凑。

　　高句丽与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是不同的政权，渤海与高句丽之间的人员、地域联系，不等于王朝法统的延续；王氏高丽接纳渤海遗民，也不意味着承继了渤海的政权与疆域。这些联系都不等于法统承继，更不能成为挪用历史的凭据。

　　认识高句丽、渤海的历史归属，必须回到它们形成、发展的具体历史。它们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与中国东北及北方各族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都是不能绕开的事实，更不容被几条挑选的材料一笔抹去。任凭叙事如何拼接，历史都不会被人为编造所改写。

　　【作者简介：陈俊达，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东北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本研究成果由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资助（2025-186）】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王彦龙

　　审核 | 文   静

　　责编| 许玲玉

　　制作 | 郭欣欣

• 后一则:道中华丨传国玉玺谣言，为什么能引起全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