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同胞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政策，造成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停滞，文化落后，使得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在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所经过的苗、瑶、侗、布依、壮、土家、彝、藏、回、白等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因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唤醒西部少数民族人民的斗志，推动了这些地区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人民从此走上了崭新的旅程，并对长征的胜利产生积极影响。这为当前我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经验。

　　一、党对少数民族重要性的认识

　　由于红军长征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借道过境、寻找向导、筹粮、安置伤员、补充兵员等等，都需要少数民族的理解和帮助”。能否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成功地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能否消除民族隔阂、获得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援，党和红军给予高度重视。其关键就在于党的民族政策制定是否妥当、贯彻执行是否得力。

　　为此，长征期间，党把民族工作放在了首要地位，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工作的政策、条令和指示。1934年11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号召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后又给各军团政委、政治部下达《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系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因此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在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后，又强调：“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活动，也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此外，1935年11月李富春在贵州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1935年5月朱德在凉山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936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和《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回民斗争纲领》等等，也都强调了对少数民族政策重要性。

　　在党的历史上，在长征如此短的时间内，党发布大量涉及有关民族政策文件，内容十分丰富，这足以说明党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

　　二、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措施

　　在党的相关政策的指示下，各红军部队展开积极有效的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设置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为了做好民族工作，红军各部都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如，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以后，特别在部队的军、师政治部内增设了少数民族委员会，由政治部主任、组织科长、党委书记和地方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并吸收当地先进的羌、回民族民众参加。又规定了民族委员会（组）的任务：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土地关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他们的疾苦和要求，为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打好基础。在这些机构的领导下，红军各部顺利开展对少数民族的工作。与此同时，“红军还派出先遣队、工作团到少数民族中作深人调查、了解风俗民情，再根据各族特点散发布告、传单、标语、图画等宣传品，通过这些宣传，消除少数民族的疑虑，争取他们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争取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在旧中国，由于历史的和传统的因素，各少数民族内部都有一些公众领袖，如原始氏族末期的头人、奴隶主、封建贵族、土司、牧主、活佛、阿訇、祭司等，他们在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和威信。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对于无后方根据地作战的红军来说非常重要。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统战政策。例如，宣传“少数民族的上层阶级在反对民族压迫方面，还有革命的作用，应当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政权与军事联盟，通过他们去接近广大人民群众，不要过早地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对回民上层分子应采取宽大政策，红军一般遵守不打回民土豪的口号。红军的统战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如贵州省镇宁县的布依族首领陆瑞光与红军领导订立协定，并亲自护送红军过境。松潘县的羌族土司安登榜，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下，毅然放弃了高贵的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了红军，并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献身。争取了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确保了红军的顺利行军和开展群众工作。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宗教文化和活动场所。红军经过藏、回、蒙等少数民族区域时，明确申明：“番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在长征途中，红军为保护寺庙，曾发布过很多告示。如红军在进入炉霍藏区时，发出布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反者严办，切切此布”。

　　第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红军各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前后，派人调查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并命令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1935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抵达甘肃崛县的哈达铺回民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回民区域工作要点》，指出：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宿……不准借用回民器具，各部队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

　　红军还十分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例如，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要“尊重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红军还提倡汉族学习各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以此增进各民族的友好交往。

　　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指示和规定，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爱戴和支持。

　　三、对少数民族政策实施的结果

　　广大红军指战员严格地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保护少数民族的生命财产，从而消除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信任心理，增进了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确保长征的顺利完成，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革命，效果显著。具体意义如下：

　　首先，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团结是中共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长征途中，中共和红军不厌其烦地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和政策，取得良好效果”。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红军进入广西、贵州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时，在沿途写上了许多关于民族平等的标语，例如，“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934年12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规定：“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朱德总司令在大凉山彝族地区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这样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少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这样，在党的号召和努力工作下，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念和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使长期受压迫、歧视和奴役的少数民族群众深受感动，基本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成见和隔阂。

　　其次，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各少数民族对“人民的军队”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在人力上，各族儿女采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援并踊跃参加红军，给红军注入新鲜血液，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红军每到一处，各族人民都积极参军参战，从而保证了我军的有生战斗力量。1935年，我中央红军经过黔西北时，各少数民族人民还为红军补充兵源。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00人，四川有55000人，甘肃临潭有2000多人，云南南扎西有3000多人。

　　在物质上，少数民族人民无私的支援和帮助，保证了红军的供给和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红军经过黔南时，布依族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送粮食；黎平侗族群众与汉族群众一起出城欢迎红军，并在沿途设置了许多供应站；红军经过彝族地区时，彝民主动为红军当向导、翻译。甘南的回藏、汉族群众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盐、米、面、肉食和马匹。少数民族的妇女除了积极参加上述拥军活动之外，还主动为红军战士缝衣做鞋。这些无私的帮助如雪中送炭，使红军在艰难险恶的征途中能不断得到给养补充，得以生存、发展并继续前进。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是红军渡过难关、胜利完成长征的重要保证。

　　最后，党和红军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正如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所言：“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每到一地，便采取贴布告和标语、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和座谈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宣传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目标，宣传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根源以及解放的途径，教育广大群众，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懂得革命的道理，认识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他们的救星。例如，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散发《路在哪里》的传单，分析了劳苦大众受压迫剥削的原因，号召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和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

　　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还在于给这些地区留下革命的种子。因此，党还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中强调：“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也是宝贵的。政治部对于这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单位的连队，并特别注意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在我党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时，将充分发挥其参谋作用，并成为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成为沟通党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桥梁。

　　总之，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地争取了各族人民，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了红军的长征。正如杨尚昆同志所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无论敌人如何围追堵截，终于不能消灭我们……因为我们在万里长征中获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不仅汉人这样热烈地拥护我们，就是彝、藏、回、蒙、苗等少数民族也向我们表示欢迎，甚至加入红军。这证明，红军不仅是汉人的军队，它同时是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军队，它是为着中国各族人民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因此，长征的胜利凝聚着少数民族的心血，是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的结果，也是党的民族政策正确贯彻执行的结果。

　　四、现实意义

　　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实现共同繁荣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在长征期间，党中央和工农红军提出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主张，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在总结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贯彻“民族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的原则。建国后，提出了“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是平等的”的口号，把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原则固定下来，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其具体内容。

　　此外，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等方面，党和红军也作了初步探讨，为建国后我党制定成熟的民族政策积累了初步经验。

　　总之，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它所带来的良好效果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可以说，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经验，为以后建立平等、团结、互利的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后一则: 红军长征在甘南藏区—兼论红军在甘南的民族政策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