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社会记忆建构
来源:《光明日报》 黄景春 发布日期:2020-04-17浏览()人次 投稿收藏

  民间文学是民众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等四大特征,其中口头性是最核心的特征。跟作家的书面创作、书本传播相比,口头创作和传播是众人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一次讲述(或讲唱)都是一种创新,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种再创作。每个人都可以加入表演队伍,在表演中加入自己的经验、情感和想象。所以,我们说民间文学是一个在表演中不断汲取新思想的开放的意义系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能够建构社会记忆,成为体现社会记忆的标杆。

  “社会记忆”最早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使用。他认为一个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特别定制,而是产生于集体交流的过程中,个人只能在集体的、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回忆。关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他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当下需要而对过去的回忆。集体记忆总是根据某种当下观念、利益和要求对过去进行重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记忆也被哈布瓦赫称作社会记忆。与哈布瓦赫同时代的阿拜·瓦尔堡也曾使用“社会记忆”这个概念,并讨论了人类“回忆共同体”的问题。20世纪后期,记忆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讨论集体如何决定个体的回忆,转而探讨整个社会如何记忆。哈拉尔德·韦尔策将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韦尔策《社会记忆》,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实际上,社会记忆不仅应当下需要而产生,也承接来自古代的经验。德国的扬·阿斯曼集中讨论了跨世代、长时段传承的“文化记忆”问题。他认为,文化记忆在文字产生以前主要依赖口头讲述、仪式活动传达信仰和价值观,保持文化的一致性;文字产生以后主要依靠传习文本,特别是阐释经典文本,保持民族文化的一致性。他称前者为“仪式一致性”,后者为“文本一致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这是保持一个民族的基本特性、维护内部成员相互认同的根基。阿斯曼指出:“民族认同及其稳定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民族的消亡(除了印加帝国这种极特殊例子),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因而,维持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记忆从古代延续到当代,也参与到对当下社会记忆的建构,并呈现出当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

  古老的神话被当代社会征用,在新时代发挥新的记忆功能,也为新时代作出新的贡献。今天追述中国悠久的历史,我们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是通过引用古代神话来表达的。我们称中国是“华夏”“九州”“赤县神州”,其来源于上古流传、至今仍口头讲述的神话,包括尧舜神话,特别是大禹治水神话。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源于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姓氏追溯到上古神话中的炎帝、黄帝。有人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跟我国几千年来的龙神话、龙崇拜密切相关。伏羲、女娲、西王母、夸父、嫦娥、嫘祖、仓颉等神话,至今仍为人们所讲述,也不断为人们所征用,并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的探月航天器以嫦娥命名,有一种中文输入法叫“仓颉输入法”,这些都是用相关神话人物命名的。中国古老神话至今仍在被讲述和引用,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光辉成就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征用古老神话营造共同的历史氛围,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认同感和凝聚力。可以看出,神话在国家团结、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间传说也在当代语境下参与社会记忆建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出了新的婚姻法,为宣传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著名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改编成越剧《梁祝抗婚》,宣传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正当性。这部戏曲的演出反过来影响民间口头讲述,在此后搜集整理的梁祝传说各种文本中,反对包办婚姻、反抗邪恶势力、追求爱情自主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故事情节。后来,此传说与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等传说一道被归入“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它们都表达了追求爱情自主、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古老而优美的传说体现了新时代的思想内涵,成为一个时代社会记忆的载体。再如,在上海流行的黄道婆传说中,黄道婆原本是一位善于种植、加工、纺织棉花的农妇,但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话语环境中,她的身份发生了较大变化,被塑造成纺织女工、纺织技术革新家。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提倡民族团结的大背景下,她从海南归来,因而被演绎成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艺的民族文化传播使者、民族团结典范。后来在阶级斗争观念作用下,她又被描述成从小就受尽欺压的童养媳,为反抗封建家庭的压迫而离家出走,来到海南。学成技艺后,她返回上海乌泥泾,向家乡人民传播技艺,还改良纺织工具,体现出工人阶级勇于创新的精神。20世纪90年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黄道婆又被描述成科学家。可以看出,新涌现的传说构建了新的社会记忆,因而在历史悠久的传说人物身上总是映现出当代的社会价值观。

  民间文学由口头性引申而来的变异性,让民间文学成为开放的知识系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不仅承载跨越世代的文化记忆,也能体现当代社会的精神特质。民间文学不断因应当下需要而叙说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在其中看到古代中国的历史风云,近代中国的屈辱与贫弱,现代中国的革命与胜利,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建设成就。当代民间文学的面貌,就是当代中国社会记忆的面貌。民间文学建构社会记忆的独特价值与贡献应受到更多重视,得到更多研究。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闫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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