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为“循吏”立传的先河，《二十四史》中有19史为清正干练的古代官员立传，这些人被称为“循吏”或“良吏”。《清史稿》中也有《循吏传》。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的开头便写道：“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他认为，官吏奉公守法、尽职尽责，按法律和规矩施政即能把自己管辖的区域治理好，没有必要实行严刑峻法和苛政暴政，不该对老百姓采取高压态势。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写道：“（循吏）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总结循吏治政的特点包括：“移变边俗、仁信笃诚、使人不欺、委任贤良、明发奸伏、吏端禁止、导德齐礼”等。

　　劝课农桑 移风易俗

　　西汉黄霸和龚遂是中国古代循吏的典范，“龚黄”是“循吏”的同义词。黄霸在担任颍川太守时，要求下属利用闲置的公共资源养殖鸡、猪等禽畜，用以赡养生活困难的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务必使弱势群体在生时有基本生活保障，去世后能妥善安置。黄霸还颁行政策条款，命令治下百姓务必勤劳耕田、种桑养蚕、畜养家用禽畜，他还要求百姓要勤俭过日子，不准用谷物喂马。黄霸勤政为民，得到汉宣帝称赞和赏识，最后还担任西汉丞相，班固评价说：“（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黄）霸为首。”

　　龚遂在担任渤海太守期间，将“劝课农桑”这项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有成效。龚遂带头勤俭节约，下令郡内每人都要种1棵榆树、100棵薤、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规定农民在春夏农忙季节不得离开土地，秋冬季节要把收获的粮食贮藏好，还鼓励农民多采菱角、芡实等以备饥年之需。他还要求那些有刀剑的百姓把刀剑卖了，买牛回家耕田搞生产，这留下了“龚遂守渤海，令民卖刀买牛”的美谈。通过龚遂的精心治理，渤海地区“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兴修水利 造福百姓

　　水对农业生产重要性不言而喻。两汉循吏在改善百姓用水条件、治理江河灾患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西汉召信臣担任郡太守时，巡视郡内水利资源及水文情况，开通沟渠，兴建起几十处堤坝和闸门，使灌溉的农田“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项。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为了避免百姓因灌溉用水发生纷争，召信臣还制定“用水公约”，刻在石头上，立在田边。东汉任延治理河西地区时，见当地降水较少，便设置水官，修理沟渠，满足百姓用水需求。

　　东汉王景先是配合王吴采用“墕流法”疏浚“浚仪渠”。公元69年，汉明帝委派王景治理黄河。王景亲自勘测地形，规划河道，爱惜民力，控制成本，使黄河“安澜八百年”。王景在担任庐江太守后，又主持修复了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芍陂”。王景一生都在与水利工程打交道，创造了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光辉业绩。

　　大兴文教 培养人才

　　西汉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期间发现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于是采取正确引导和正向激励的做法办官学、正民风。一是选派公职人员到长安跟随博士（掌管经学传授的学官）学习经典或律令，文翁节约官府用度，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蜀地出产的物品，以此馈赠长安博士，请他们好好培养蜀地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归蜀后，文翁又授予他们较高官职，这群人中有的最后还官至太守和刺史。二是在成都创办“石室学官”（今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后来汉武帝下令全国效仿文翁兴办学校，在长安设立“太学”，各地也兴办起官学。三是免除学生的徭役，让他们一心学习，培养了大量人才。四是让学生们入太守府见习工作，每次出巡时带上优秀学子陪同，让他们传达政令，自由出入官府。这些举措让“官学弟子”成为一种受到当地社会认同和尊崇的群体，从百姓到官吏都争相送自家小孩进官学学习，一些有钱富家甚至出钱让自家小孩入学，于是蜀地教育兴盛，从蜀地到长安学习的人和来自齐鲁之地（孔孟之乡）到长安求学的人一样多。《汉书》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仁爱好教化”，其廉洁勤政、崇教尚文，而且勇于创新的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意义。此外，两汉循吏中还有卫飒“修庠序之教”、秦彭“崇好儒雅，敦明庠序”、仇览“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他们都重视发展教育，培养了人才。

　　依法施政 除暴安民

　　两汉循吏将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对百姓仁爱有加，对豪强和宗族黑恶势力绝不姑息。东汉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时，将兵长史（官职名，是郡一级的官员）田绀形成宗族黑恶势力，田姓子弟和门客以暴力侵犯百姓，任延果断逮捕并处决了田绀等五六人。田绀的小儿子田尚居然纠结数百名亡命之徒在夜间攻击郡城，任延发兵剿灭，终于清除了田家黑恶势力，当地官吏和百姓终于出了胸中一口恶气。由于武威属边境地带，时有外敌入侵骚扰，任延募集兵勇，明确赏罚，设置障碍物防备外敌进攻，遇到外敌入侵便率领募集来的兵勇和民众反击和追讨，使敌人不敢来犯。

　　东汉王涣在担任太守功曹时，处理政事不怕得罪富豪家族和世家大户。在担任温县县令时，在多番细致谋划后将县内的奸邪狡诈之徒一网打尽，境内终于平安清净。担任兖州刺史后，“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在担任洛阳令后，办案严谨，宽猛相济，对于疑难案件及法理难平者，探寻本来面目，尽力还以公正，揭发奸隐之事，深受官员百姓称赞，被誉为有神机妙算。

　　清正家风 清廉为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源自《易经》的名言是许多家族的家训，阐明了家风与家族兴衰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

　　西汉朱邑生活节俭，将自己的俸禄和政府的赏赐用来供养亲族和邻居，家中无多余钱财。东汉孟尝祖上三代人都是郡的官吏，都在祸乱中守节而死，孟家三代人用生命把精忠报国情怀熔铸到家族精神中，因此孟尝小时候就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清正的操行，为官后敢于为受冤屈的妇女辩白，澄清真相，还人公道。东汉刘宠在父亲刘丕的精心教育下学有所成，后被举荐为官，他在担任三公后仍然节俭朴素，家中不积蓄钱财。东汉童恢的父亲童仲玉在严重灾荒之年，把全部家产拿出来赈济亲族和乡邻，上百人因此存活下来。童恢和弟弟童翊在父亲的影响下都清廉从政，善待百姓，公平执法，深受百姓爱戴。

　　两汉循吏在治政施策过程中把精力放在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富民安邦、大兴文教、移风易俗等工作上，其结果是“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他们在任的时候鼓励生产，粮食丰收，人口大量增加，百姓安居乐业；他们因交流任职或提拔而离开原任地后，百姓思念；他们在世的时候受到百姓的赞誉，如西汉时召信臣治理南阳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水排”的发明者东汉杜诗在治理南阳时“省爱民役”，南阳人称赞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也是“父母官”一说的由来；他们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多人最终位列公卿，在历史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他们去世后国家层面有赏赐和褒扬，百姓或群起祭奠，或立祠修庙，后世纪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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