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人物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发布日期:2022-03-25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李之藻:以儒学为本而以天学补之

项秉光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4月29日,一艘舢板船泊靠赣江边的南昌府,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西洋人在好奇民众的簇拥下,上岸游览了著名的铁柱宫,拜访了那里的道士,随即解缆北上。两个月之后,这位叫作利玛窦的西洋人回到了南昌,在此住了3年,他带来了许多中国人未曾见识过的器物、未曾听闻过的学问与宗教。

  时间上推100多年,1488年7月的一天,一位叫王守仁的17岁年轻人,在新婚这天也拜访了铁柱宫,与宫观中的道士座谈而忘了婚宴。30年后,王守仁重返江西,并在这里完成了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刊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其门人刻印了《传习录》,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心学一派。

  南昌的铁柱宫,在百年间见证了中国大地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明末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扭转玄虚浮躁的风气,利玛窦的到来,无疑为当时的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问与视野,他带来的全新的西学为士大夫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资源。李之藻就是以西学补儒学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西学的体系化处理,见证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另一层意义,表明天主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天主教信仰融入中国文化,而且是它所附着的西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吸收一切优秀学问、以成就自身博大精深的伟大历史过程。

  有关李之藻的资料非常少,有些地方还存有争议,使我们无法对他的一生经历有清晰的了解。根据李之藻的进士履历,他是杭州仁和县人,生于明隆庆辛未年,也就是1571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3岁的李之藻乡试中举,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会试中名列第五,授职工部主事。就在李之藻中进士3年后,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住,听闻利玛窦大名的李之藻,携好友数人一起拜访利玛窦。在利玛窦的寓所,李之藻见到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这次会面开启了李之藻的西学之旅。但是与徐光启不同的是,李之藻在学习西学后,一步步向更深的层次推进。首先吸引他的是舆地和天文学,这是他原来就颇为感兴趣的领域。但是在学习中,他发现这些学问都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又深入到数学的学习,在学习数学后他又更进一步深入到哲学和神学的层次。西学作为一个体系,引导李之藻进入天主教神学之中。

  

  《坤舆万国全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古代用乾坤代指天地,坤就是地的意思,舆的本意是车底座,延伸为承载万物,因此古人把地图称为舆图,《坤舆万国全图》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世界地图。该地图原图已佚,南京博物院藏1608年明代彩色摹绘本。项秉光摄

  李之藻年轻时就对实学颇感兴趣,曾自行绘制过明朝两京十三省的地图。见到利玛窦用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李之藻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地图的绘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方法不同,是“取天文以准地度”,用经纬度确定地理方位。对利玛窦的学问一见而倾心的李之藻,每天都要到利玛窦的公寓学习地理、天文知识,每次都要花上四五个小时。1602年,李之藻与利玛窦结合中西绘图技术,合作绘制了一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西方绘图格局,把子午线向西移动170度,从而使东亚的中国居于地图的中央,并且全图标上了详细的汉字标识,这是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

  1603年,李之藻奉派往福建主持乡试,在来去的旅途中,他对利玛窦所传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进行了实地检验,结果“往返万里,测验无爽”。1607年,李之藻编译刻印了《浑盖通宪图说》,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翻译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论星盘》,以此为基础,融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知识,用大篇幅介绍了星盘的制作与使用方法。李之藻还自己动手制作了天球仪、地球仪和星盘等天文仪器。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奉旨修历时,推荐李之藻参与编译历书。李之藻在修历时译书多部,一年后因病去世。

  在绘制地图和制作星盘的过程中,李之藻发现这些工作都需要数学基础,因此李之藻的研究向作为舆地天文学基础的数学推进。《圜容较义》就是李之藻与利玛窦讨论天文学的产物,书中讨论了18个定理,涉及各种几何体的关系问题,每个定理又配有图、解、论进行推演和说明,并且多次引用徐光启的《几何原本》,还补充部分其未译的内容。李之藻意识到数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正是数学的不发达,所以不管是“河渠、历象”,还是“吏治民生”,都受此影响。为了促进中国的数学学习,李之藻与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同文算指》,全书共有3部分,主要介绍的是数学的计算方法,其中的笔算是中国古代没有的一种新方法。《同文算指》因为笔算方法的实用性,在中国士大夫中影响广泛,清代算学家梅文鼎的《笔算》、康熙时御制的《数理精蕴》都借鉴或引用过《同文算指》的内容。李之藻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数学的缺陷,认为中国数学只重视“法”而忽略了“义”,就是注重经验得出的具体方法,而缺乏对数学原理的逻辑分析与论证,所谓“徒论其度数而已”,而不能阐发“其所以然之理”,而西方数学则两者皆具。李之藻由此更进一步,开始所谓的“缘数寻理”,就是探寻数学背后的理,进入了形而上的层次。

  1610年,孤身任职的李之藻大病一场,病中受到了利玛窦的悉心照料。病愈之后,在利玛窦的劝说之下,李之藻受洗皈依天主教。受洗之后,李之藻的思考也更偏向形而上。天启三年(1623年),辞官在家的李之藻与传教士傅汎济翻译了《寰有诠》一书,此书的底本是《亚里士多德<论天>四卷》,主要是以天主教教义的形式讲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涉及了天主教神学中的创造论问题。这种糅合哲学宇宙论与创造教义的思想,在李之藻看来,是在讨论有形之类的性质,而进一步则是讨论无形之类,更进一步则是超性之学,超性之学实际上是指天主教神学。这个推进的过程是靠逻辑推论完成的,因此,李之藻特意翻译了《名理探》。《名理探》的主要内容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李之藻认为逻辑学有助于使人“开通明悟”、辨明是非,这对于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尤其有补助之功。

  明崇祯二年(1629年),李之藻编撰了一套西学丛书《天学初函》,书分理器二篇,理篇有十本书,主要是关于天主教教义和道德伦理的著作;器篇也有十本,涉及数学、天文、水利。李之藻的用意是为西学建立一个由器入理的完整体系,这体系无疑是对当时的谈虚论空、轻视实践学问的整体氛围的补救。李之藻认为,天学与儒学并行不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以儒学为本而以天学补足之,用科学、实学补阳明心学在经世学问上的不足,以逻辑学补儒学在论学方法上的缺失。由此可见,李之藻虽然皈依了天主教,却依旧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为了儒学的需要来思考西学的意义,力图以天主教所代表的知识体系来补充儒学的学问。

  李之藻一生都在引介西学以补儒学。他是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对西学理解较为全面的一位,他的天主教信仰使他能够跨越文化异质的鸿沟,深刻把握天主教的整个知识体系;他又以士大夫的学识深刻地理解儒学,其独特身份使他能够在两种文化之间充当桥梁。他能了解他所立足的儒学的不足之处,又有足够学识弥补这种不足,这是一种天主教中国化的更高境界,也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价值所在。

  与徐光启一样,李之藻用其所学,试图拯救当时处于危亡中的明王朝。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并没有改变他的爱国之心,他以一个天主教徒身份的便利,积极奔走、自筹经费购买西洋大炮,不断上书建言用西技,“以夷攻夷”。然而,李之藻的努力并没见效,大明朝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3月1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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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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