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人物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发布日期:2022-03-25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杨廷筠:融儒家士大夫与天主教徒于一身

项秉光

 

  1611年,明朝万历三十九年,浙江的杭州城举行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葬礼,这场葬礼意想不到地改变了一位参与者的人生轨迹。

杨廷筠画像 资料图片

  这是当时的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为他死去的父亲举行的葬礼,葬礼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按照天主教和中式的礼仪举办。当杨廷筠参加了这种特殊形式的丧礼后,决定皈依天主教,这时他已经54岁。这种特殊葬礼是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兴起的,4年前徐光启的父亲去世时,徐光启就与神父们一同商量,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安葬父亲。他用黑缎布置灵堂,摆上蜡烛和香料,穿上粗制的白色丧服,举行天主教的追思弥撒。

  杨廷筠在受洗之后的十余年里,写有作品《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阐释天主教教理。因为不遗余力地阐扬天主教,他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同时,杨廷筠又是一位标准的儒家士大夫,进士及第,学优而仕,与当时的儒家一流学者们来往密切。首辅叶向高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曾经盛赞他为“好古者”,在他受洗11年之后,邹元标还推荐他出任河南按察司副使。

  杨廷筠既是一位备受赞誉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而他又不像徐光启、李之藻那样注重科学和数学知识,明确表示自己不懂这些学问,所关心的是哲学与道德伦理,认为这些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杨廷筠不是以西学的优点以补儒学的不足,而是在哲学和伦理层次上将天主教和儒学融会贯通,是天主教中国化深刻的理论思考者。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杨廷筠出生于杭州仁和县,1592年中进士,随即出任江西安福县知县。杨廷筠在安福县7年,严格按照一个儒家官员的职责行事,缓收赋税、重建粮仓、救济灾荒、积极办学,这段地方从政经历使其广受赞誉,赢得了“仁侯”的称号,并得以结交当时一些重要的儒家士大夫,包括“江右四君子”之一的刘元卿、阳明再传弟子王时槐等人。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杨廷筠因出色的地方政绩调回北京,进入都察院,开始了10年的御史生涯。直到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杨廷筠转任江西副使,因为屡屡上疏论及财税弊病,得罪了高官,于是称病辞官,退居故里。

  回到杭州之后,杨廷筠先后接触了佛教和天主教,并且在参加李之藻父亲的葬礼之后皈依了天主教。这段经历揭示了儒家士大夫的常见现象,在归隐山林之后,他们往往会选择某种个人信仰,在历史上通常是佛教。这是因为儒学侧重现世的公共伦理,而对个人的死和死后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杨廷筠在参加葬礼之后皈依天主教,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对死亡的特殊关注,他曾表示儒学对人死后的事没有论述,因此需要宗教来补充。

  对死亡问题的关注是宗教的一种特殊功能,它提出了天堂、地狱等一系列构想。杨廷筠对此格外注意,在他的著作中经常谈到这些问题。他把整个世界划分为3个层次,最上层是天堂,最下层是地狱,中间是人世。他认为,天堂是天主与圣人所居,地狱是魔鬼与罪人所居,这两者的善恶是已经确定的,而人世间则是善恶未定之处,因此人需要修德,这是按照善恶、道德进行排列的宇宙秩序。杨廷筠不愿意多言天堂、地狱的具体细节,只表示世间无物可以与之比方。他以儒学的简洁特点把这些问题的内在精神原则提炼出来,使这些复杂的宗教问题简单化,这个原则就是道德。天堂、地狱、人间3个层次是依照儒学的天、地、人古典秩序进行划分的,其中打通三者的关键是道德,人的可上可下正是因为其在道德上的不确定性。

  在江西任职时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杨廷筠,对人性的理解是心学加上天主教内容的,它既是人内在的道德良知,又是外在所赋予的。这为内在良知找到了一个客观普遍的稳固根基。这虽然是一种天主教式的人性观,但杨廷筠却是以一种儒家的理解方式,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良知,而且同利玛窦一样,把作为灵魂源头的天主,看作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这种思想上的结合是一种融会贯通,彼此从这种融合中获得了理论上的更新。

  人性理论上成功的融会贯通,定然表现在人的行为层面,为历史和礼仪层面的融合提供基础,而这正是天主教中国化更为关键的地方。

  对于杨廷筠来说,天主所赋予的灵魂是光明和善的,一切道德上完美的圣人就是人性善与光明的体现。正是以道德为普遍标准,杨廷筠跨越了具体宗教和历史的限制,达到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圣人融会境界,把尧、舜、文、武、周公、孔、孟都纳入了圣人行列;反过来,夸奖那些优秀的传教士时,说他们具有汉代之前儒者的风范。天主教不是产生在中国,耶稣也不是生在中国,中国人有自己的道德圣贤和教导,如果不能将天主教信仰与中国历史的圣贤传统融会贯通,那么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人就难免要否认传统的圣贤和他们的教导,这样将在中国社会制造巨大的断裂与隔膜。杨廷筠以自己的人性观念为基础,在天主教中确立了中国历代圣贤的位置。

  此后,杨廷筠更进一步将儒家的神灵体系、祭祀礼仪与天主教的教义礼仪融会贯通。神灵、祖先和圣贤祭祀,儒家以之成功地将社会整合成一个共同体。杨廷筠深知祭祀对中国传统的重要性,当时的天主教也并不禁止祭祀祖先和圣贤,关键是对于天主教来说,百神祭祀很容易被视为偶像崇拜,而对于儒家来说,不祭祀百神违背崇功报德的精神。杨廷筠把这些百神都纳入天主教之中,把天主视为创造这些百神的最高统治者。百神就是各种天使,掌管守护万物都有功劳,因此应该祭祀。但是,他表示由于神明太多无法全部祭祀,天主教主张只祭祀天主,因为天主为百神之主,祭祀天主就是包含了祭祀百神。通过这种内在的调和,杨廷筠将原本不在一个体系内的似乎冲突的祭祀仪式融会在一起,从而化解礼仪差别可能引起的矛盾冲突,使天主教能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落地存身。

  从理论观念到具体仪式,杨廷筠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这不但是出于其杰出的理论综合能力,还在于其致力于拉近与维护双方关系的宽广开放的胸怀。他告诉利玛窦的后继者龙华民,对经典的解释有很多种;他甚至在龙华民面前赞扬佛教的天堂、地狱观念,这或许是为了帮助传教士对佛教的认知。当龙华民与礼部右侍郎钱象坤就孔子和耶稣的问题可能发生争执时,杨廷筠要求龙华民忍耐。他告诉传教士们,解释事物要看两面,才能顾及到争论的双方,才能满足和争取众人。杨廷筠显然深知可能存在的冲突,因此极力想要在各个层面弥合双方的分歧。

  从理论观点到日常生活,极为慎思熟虑的杨廷筠都在努力拉近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距离,作为一个皈依天主教的儒家士大夫,他总是尽力顾及到双方。他为父母举行的葬礼就是著名的例子。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陈继儒称赞他的做法:“匍匐治丧,有紫阳家法”;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等人赞扬他:“依圣教隆重之礼,尊严具备,不与俗同”。而他自己则拿出朱熹《家礼》以为依据,表明是在遵从先儒的思想理念。从一场葬礼开始皈依的杨廷筠,在另一场葬礼上展现了他融合的精神。杨廷筠的理论和实践,为天主教中国化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中国民族报》(2022年3月22日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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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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