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藏高原东麓，即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区，广泛分布着不同时期的历史遗存，尤以吐蕃时期摩崖造像最具代表性。青藏高原东麓摩崖造像是在“兴佛证盟”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见证。

　　摩崖弘法，勒铭记事

　　青藏高原东麓发现的吐蕃时期摩崖造像，相对集中于西藏昌都、四川石渠、青海玉树等三省区交界区域，青海都兰、甘青交界的甘肃民乐县扁都口等地亦有少量发现。摩崖造像题材绝大多数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并配以八大菩萨或观世音、金刚手二菩萨等组合为胁侍，少见供养人、飞天等形象。摩崖造像的雕凿方式多以阴线刻为主，存在一定数量的高浮雕、浅浮雕，少见圆雕。

　　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摩崖造像大多刊刻有题记，除较多为经文、造像名称外，也存在部分纪事题记，备受学界关注。昌都仁达、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玉树勒巴沟恰冈等处摩崖造像刊刻的汉、藏文题记涉及纪年内容，为判断这三处摩崖造像的年代提供了依据，并为其他无纪年题记摩崖造像的年代推定提供了参考。

　　昌都仁达摩崖造像藏文题记中有“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汉文题记有“甲申岁”，赤德松赞时期有两个猴年，即公元804年和816年，结合汉文纪年“甲申岁”，可确定年代为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摩崖造像藏文题记中有“狗年”“赞普赤德松赞之世”，赤德松赞在位时期仅有一个狗年，即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玉树勒巴沟恰冈摩崖造像藏文题记有“刻于马年”字样，但并没有涉及赞普名称，有学者结合造像题材、组合和雕刻风格等进行分析，认为可能是赤德松赞时期的公元802年或814年。

　　石渠县照阿拉姆摩崖造像中藏文题记有“赤松德赞之世”，该县须巴神山摩崖造像藏文题记有“赞普赤松德赞父子”等内容，虽无明确纪年内容，但当为赤松德赞在位时期（公元755年—797年）所刊刻，时代为8世纪后期。此外，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朗巴郎增拉康、达琼、孜许，察雅县阿觉查纳、向康，江达县邓柯，青海都兰县露斯沟等十余处摩崖造像或没有题记，或题记已漫漶不清，或题记中未涉及赞普名称和纪年，不能直接判断其年代。学界从这些造像的题材、布局、服饰、雕凿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年代与仁达等摩崖造像开凿时间约略同时，亦为公元8、9世纪。

　　兴佛证盟，和同一家

　　青藏高原东麓在公元8、9世纪集中出现以大日如来为核心题材的摩崖造像，并非偶然。察雅县仁达、玉树大日如来佛堂、民乐县扁都口等处摩崖造像藏文题记均指明主持刊刻者为益西央，仁达藏文题记还记载“益西央于悦、隆、蚌、列勃吾等地广为勒石”。题记中地名虽较难考证，但大日如来佛堂、扁都口等处摩崖造像的存在，证明青藏高原东麓以益西央为组织者的造像活动确曾出现，该地区未见题记的其他吐蕃时期摩崖造像中可能有部分也是此次造像活动的产物。

　　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勒石雕凿题材趋于统一的造像群，若没有周密的计划、协作的团队，很难保证造像活动顺利开展，幸有题记提供线索，以探究当时的造像活动。昌都仁达摩崖造像汉文题记有“大蕃国”“都料僧马”“同料僧□”“匠浑天”等，藏文题记有“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写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石渠照阿拉姆摩崖造像汉文题记有“杨□杨二造仏也”“杨二□造”“杨”等。仁达和照阿拉姆两处摩崖造像的题记表明有汉族和藏族工匠共同参与造像活动，结合大日如来题材和雕凿风格来看，其他未见题记的造像亦有可能是由汉族和藏族工匠共同参与刊刻的。来自中原和青藏高原的工匠共同组成勒石团队，完成摩崖造像的刊刻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原和青藏高原民间僧俗在供养佛事、造像技术等方面存在密切交流，这批造像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

　　造像题材以大日如来为主，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有学者指出，青藏高原东麓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密教题材，与榆林窟第25窟所绘题材有着渊源关系。榆林窟第25窟为吐蕃占据敦煌时期所建，可见大日如来信仰在当时便已被吐蕃佛教界所熟知。唐朝自开元年间已有密宗流传，大日如来信仰亦有一定的信众基础。在唐蕃交界区域选择大日如来为题材，说明大日如来信仰在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这一举措又与唐蕃关系紧密相连。

　　赤松德赞和其子赤德松赞在位期间，大力弘扬佛教，提高僧人的社会地位，允许僧人参与政治活动。赤松德赞在位后期，唐蕃关系紧张，赤德松赞继位后力求与唐修好关系，高僧益西央主持开凿的摩崖造像，可被视为吐蕃统治者借助大日如来信仰在双方的宗教影响而采取的政治举措。有学者认为，这些吐蕃时期造像是以“兴佛证盟”的形式，为唐蕃长庆会盟造势的宗教活动。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蕃会盟于长安，史称“长庆会盟”，唐蕃结成“和同为一家”的甥舅关系。以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宗教造势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社会氛围，为唐蕃会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道悠悠，见证交融

　　古代摩崖造像的刊刻多选择交通道路沿线，盖因道路沿线人员往来频繁，能够吸引更多信众。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摩崖造像分布的芒康—察雅—江达—石渠—玉树—都兰—扁都口一线，正好勾连起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路网结构清晰。

　　考古发现证明，距今五千年左右，青藏高原东麓就已形成甘青南下川滇、中原通往西藏的通道，该地俨然成为早期先民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与其他线路共同交织成青藏高原早期路网结构，促进了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吐蕃时期摩崖造像的发现，使得这条文化廊道的脉络更为清晰。有学者认为，这批摩崖造像为认识唐蕃之间路网结构提供了新的启示，这条线路很可能是唐蕃古道的一条重要支线。唐蕃使节、民间商旅往来的要道，是弘传佛法的理想选择，将摩崖造像开凿在人员往来频繁的交通要道上能够很好地弘扬佛法精神。唐蕃两地互动频繁，为尚处于萌芽期的藏传佛教艺术带来诸多影响。

　　唐蕃之间虽时战时和，但文化交流却从未中断，这种交流在文献中难觅线索，却在考古物质遗存中有所发现。前文已述，这批造像大多数以线刻为主，这种雕刻技法与当时吐蕃腹心地区无异，但查果西沟、孜许、仁达、大日如来佛堂等摩崖造像为高浮雕，朗巴郎增拉康、向康造像为圆雕，高浮雕和圆雕的雕刻技法不见于吐蕃，恰是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技法，可能与造像团队中的汉族工匠有关，双方在造像技术上应该存在交流。这批造像中大日如来多头戴三叶冠，束高髻并缠巾，身着三角翻领阔袖左衽袍服，与莫高窟壁画中所见吐蕃赞普帽饰和服饰一致，造像中大日如来以赞普形象为蓝本，表现出本土化特点。以统治者形象摹刻造像的模式在中原出现较早，如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等，大日如来像以吐蕃统治者形象进行设计，可能借鉴于中原。

　　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摩崖造像勾勒出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经营西南地区的缩影，为我们展示出唐代中原与青藏高原经济、文化往来的繁盛图景。此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中原与西藏往来更为频繁，巩固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现代便捷的公路、铁路和航空路网，将中原与西藏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道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复归宁静。如今，见证中原与青藏高原数千年文化交融历史的文化遗存，串缀起昔日的脉络，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往。今后应当加强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摩崖造像等历史遗存的保护，开展专题研究，挖掘此类遗存的价值，加强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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