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大家谈】白庚胜、蒙曼、色音: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来源:中国民族报 白庚胜 蒙曼 色音 发布日期:2022-04-12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主持人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以时代精神赓续优秀传统,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以中华文化新辉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本期,我们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主题,邀请3位专家学者谈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本期嘉宾:

  白庚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色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主持人:本报记者 牛锐、海宁

 

 白庚胜:从辉映纳西学园地的白族五朵金花说起

 

  纳西族、白族是生息于滇西北大地的古老民族,拥有深厚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这在文化领域也得到诸多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的新时代,纳西族和白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继续书写着守望相助的壮丽诗篇,新时代白族五朵金花的故事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第一朵金花是白族作家景宜,云南大理人。1999年,当她得知我组织策划的第一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即将举行的消息,就兴冲冲地自费从北京赶往丽江见证这一文化盛事,并根据此间的调研与感触,创作了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向外界真实展示了丽江及纳西族在全球化席卷而来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主动应对,以回应当时有关文化、文化遗产与现代化、全球化的种种争论,颂扬了党和国家引领包括纳西族在内的各民族珍视优秀传统文化、再造新文明、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意义,有力回答了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价值。《节日与生存》出版后,在我国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第二朵金花叫段英,四川成都人。本世纪初,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工作不久后,发起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段英参加了2003年开办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班”的学习,并代表她所在的文轩出版集团前来找我,希望把抢救工程成果全部交由他们出版,还为我主编的《中国民俗志》丛书出版工作出谋划策。后来,她又努力促成40卷本“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的出版。

  第三朵金花是杨文顺,云南丽江人。2009年至2011年,我在云南省政府挂职期间,常在一些文化活动上看到她。她时而着纳西族服装说纳西语,时而着白族服装说白语,时而又是日常的打扮说普通话,游刃有余。后来,我才知道,她出生于丽江古城区金山乡,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云南民族大学,她的爱人是纳西族,是云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我与杨文顺同出一乡。在我年幼时,当地的白族女孩一般读书只读到小学,而几十年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在丽江却如此深刻。前些日子,我与杨文顺再次相遇,得知她已担任云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和智慧。

  至于第四朵金花段士爱,我至今只闻其名、未见其面。她与我同为乡亲,曾留学日本,在丽江教育学院(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之一)学习、工作过。2013年起,我与丽江古城博物院(木府)原院长黄乃镇筹划主编“国际纳西学译著”丛书,段士爱承担了翻译日本学者山田勅之《木氏土司政权研究》的任务。起初,由于缺乏了解,我对她的翻译能力心怀疑虑。然而,当她将译稿寄来后,我的担忧骤然冰释,其译文明白晓畅,堪称信、达、雅的佳作。在这部译著的出版过程中,我偶尔与她通话一二,她的从容、澹定让人敬佩。

  第五朵金花叫段然。我们都是丽江古城区金山乡人,相识于我与云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合作之中。她多次对我说起一句话:“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具体民族属性了,只知道我是在为中华民族做事。”经过数年努力,她组织出版了一套由西南大学喻遂生教授任总顾问、李晓亮博士为翻译、我任总主编的“境外东巴经释义”丛书。眼下她又在积极促成出版美国国会博物馆收藏的3000卷东巴经典工程立项。

  新时代白族五朵金花的故事只是代表,还有更多来自汉、藏、彝、苗、傈僳、普米等各民族学者的支持和帮助。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尚且如此,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各个领域,又该有多少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共圆梦想的精彩故事?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有血有肉、有形有魂的共同体,我们每一个成员难道不都是共建者?不都应该备加珍惜、爱护?

 

蒙曼:江流九派尽朝宗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民族工作,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举足轻重的“国之大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想从文化的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是经由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步抟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要认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要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么,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呢?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厘清了中华民族的两个层次及其不同属性。第一个层次,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它以中国为国家载体,涵盖了历史上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民族及其物质文化创造,也涵盖了他们的集体命运。第二个层次,在中国内部,在中华民族这个大的共同体之下,又包含众多兄弟民族。这些民族从历史上就生活在一起,彼此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又有自己的演进历史和文化传承,拥有自己的独特魅力。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必须依靠中华各民族团结奋斗才能实现。只有汇聚起中华各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创造力量,才能以中华民族的合力来造就改天换地的伟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民族本身就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再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于中国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和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实践,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各民族在文化上虽然各具特色,但必须从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更高层级的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

  汉代著作《淮南子》曾提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明清之际诗人蒋玉立也曾有诗句云“江流九派尽朝宗”,意思是说,所有的河流最终都奔向大海。无论是“百川归海”,还是“九派朝宗”,都可以形象地概括和表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方向。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其中“九派”代表差异性,“宗”代表共同性。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长期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各民族。这些民族就是诗句中的“九派”,九派江水汩汩滔滔,奔腾向前,形成整条大江最有活力的源头活水。激发它们的活力与创造力,对于整条大江而言,至关重要。

  第二,中华各民族发展的方向不是分,而是合,合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诗句中的“宗”。历史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民族有数百种之多,他们聚散分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历史民族的消亡,事实上,他们早已脱胎换骨,以新的身份融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创造的文化也共同汇聚成了中华文化的洪流。这是历史上的中华各民族的命运,也是现实中的中华各民族发展的方向。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简单的自然形成,而是逐步抟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味着艰苦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作的努力。这正如九派朝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必然,它考验着“派”的方向感与“宗”的包容力,还考验着潮头的牵引力。失去方向感,“九派”就会成为找不到出口的内流河,最终走向干涸;失去包容力,“宗”也会成为没有源头活水的池塘,只能日益损耗,直至失去“宗”的地位。而失去牵引力,“派”与“宗”之间就会出现许多乱流,造成“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悲剧。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让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新时代巨大的牵引力。只有努力增强这种文化牵引力,才能真正解决目前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形成中华民族磅礴的历史合力,让九派江流卷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巨澜。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途径

  一是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要对其中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认识和发掘。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也只有汇聚了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才能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

  在精神文化层面,积极入世而又温厚包容的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脉。但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雄健昂扬的精神姿态和灵活多样的制度创新能力,也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都从精神文化的层面,肯定了北方民族在使中国社会走出魏晋南北朝贵族政治迷局,走向大唐盛世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这些论断都表明,少数民族同样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国家制度的建设,并且具有不能替代的历史作用。

  另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整合具有多重文化信仰与管理模式的复杂社会方面,也表现出了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前,已有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进入中原地区后,又必须接受这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体制,这就意味着其具有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复杂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先天需求,必须着力探索兼容并蓄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统治。少数民族政权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心聚魂作用。

  我们今天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心聚魂作用,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同性,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必须深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努力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传统之中寻求各民族的共性,将其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价值。

  我认为,有三个理念具有广泛代表性,值得深入探讨、广泛传播。

  首先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之说最早出自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指向解除束缚、复归自然的一种境界。早期儒家如《易传》中讲“人与天地参”,是说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汉儒董仲舒将其归结为天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之间的共感同应,意在约束人间行为。后来,宋明理学家也提倡“天人合一”,如张载说“民胞物与”,王阳明说“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都强调在遵循普遍天理的基础上,人与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为一体。无论经历怎样的演变,“天人合一”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与此同时,它跟游牧民族敬畏自然、又在天地之间自由驰骋的精神气质具有共通之处,能够获得各民族的高度认可。今天,我们赋予“天人合一”新的内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无疑符合建设美丽中国这一新的时代主题,符合全世界对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关切,是中华民族能够为全人类发展提供的精神资源。

  其次是六合同风。“六合同风”出自《汉书·王吉传》,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意是说,《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就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多姿多彩,辩证地看待统一性和多样性、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包容精神,既是传统儒家学说最具魅力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古代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坚持的治国理政基本经验,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在今天,这一思想仍然具有极高的道德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最后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最早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代表着儒家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取向。同样,它也暗合着草原文化绵延不绝、顽强不屈的生存历史,和盘马弯弓射大雕的英雄本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尊奉的人生信念。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尤其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在全人类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经济和社会压力空前增大的今天,尤其具有提振信心、鼓舞斗志的力量。

  天人合一构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六合同风构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自强不息则彰显着人类努力奋进、自我实现的主观能动性。这三个概念构建了从自然到社会再到个人的价值体系,也打通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价值追求,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的精神资源,并以此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色音:正确把握“异”与“同”,增进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既包括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中形成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它是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中有社会组织民俗,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进行规范。民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是人们集体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民俗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它的产生总是受到经济基础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也就是说,民俗产生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超越经济基础的民俗是不可思议的。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形成的风俗和习惯就有差异,这表现出民俗对自然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选择性。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人类不仅从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且和自然界发生精神上的联系。人们的居住地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所遵循的民俗也不相同。

  例如,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农耕民族,无论是居住、服饰、饮食,还是婚姻、丧葬、工艺等民俗,都是各不相同的。以居住而言,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客观的生产方式所决定,放牧生活必须“逐水草而居”,居住在容易搬迁的蒙古包里;而南方的农耕民族,住的则是通风舒适的吊脚楼。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民俗,和南方农耕民族的稻作民俗形成鲜明的对比。以节日民俗为例,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以赛马、射箭、摔跤三项竞技为主,充满剽悍、尚武精神;而傣族的泼水节充满浪漫气息,只有在亚热带环境中才能形成。像这样的例子,在各民族民俗事象中是很多的。

  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交映成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各民族对春节习俗等民俗文化的普遍认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传统文化基础。春节习俗等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民俗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交流与内聚融合的产物,各民族之间心灵相通要基于共同认同的民俗文化的力量来凝聚。

  需要强调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各民族的差异性将长期存在,要尊重、包容差异性,但共同性是主导,是方向、前提和根本,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高度认同,在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上不能有差异。同时,要尊重差异性,注意对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保护差异是需要的,差异性丰富多彩,共同体才能展示出包容性和活力。但不能固化强化差异性中落后的、影响民族进步的因素。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血缘、地域、宗教等因素。民族观念和认同心理等,都是在长期的文化生活熏陶中形成的。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其文化心理和民族意识。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文化是可以习得的,习得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可能。人们通过世代的习得行为完成文化的传递和代际认同,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既保持了文化的特色,也保证了文化的活力,同时,还不断满足着人们变化的需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综合表征。中华文化为各民族共有共享,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实基础。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引导各民族深刻认识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编辑: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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