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医药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世界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古代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祖国的传统医药学既无私地对外广泛传播，又善于吸收外来的医药文化，使之相互渗透，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乃至人类的卫生保健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过境迁，当人类进入21世纪，遭遇新冠病毒肆意侵害时，祖国的传统医药再次与现代医学成功结合治疗传染性新冠肺炎，其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因而，传统中医药学也被称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古代医药领先世界

　　早在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医学萌芽。相传“伏羲制九针”，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播百谷草木，创医学。黄帝曾与岐伯、伯高等谈论医道，后世习称中医为“岐黄之术”。

　　千百年来，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中医药文化。如从春秋至秦汉三国时期，先后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部经典中医药著作问世，确立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和学术范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特别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对后世中医临床治疗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医的灵魂；到隋唐鼎盛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孙思邈所著《千金方》、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唐“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医药学校；金元时期，出现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同源不同流，在病机理论和辨证施治等方面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学术争鸣；明代李时珍撰《本草纲目》，“编取神农以下诸家本草，荟稡成书，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筑起世界医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我国和世界药物学及相关学科学术的发展贡献巨大。

　　明末崇祯十四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患者甚多，十户九死。医家吴有性深入疫区，潜心研究，推究病源，终成《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贵在预防，并创制“三消饮”“达原饮”等方剂治疗。吴氏“温疫学说”早于欧洲200年创立和发展，是世界传染病医学史上一个伟大创举。清乾隆年代以后，温病学（温病是感受四时不同温热病毒所引起的多种急性病的总称，包含瘟疫）发展至鼎盛阶段，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著名医家在继承吴有性温病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温病学理论，使中医学面对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得到另辟蹊径的创新发展。

　　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我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理论体系完整、科目分类详细、实践经验丰富、诊疗效果显著的一门科学，在古代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传统中医药学传播世界

　　由于我国古代医药学在很早就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加之地理和文字的便利，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医药学便通过高丽传到邪马台国（日本）。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东汉时，班超再度出使西域，形成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开辟了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包括医药在内的文化商贸交流通道。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药对外传播兴盛起来。在这一时期，中医药通过商贸、官方使节、留学生、佛教等途径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越南及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如公元562年，吴人智聪携《明堂图》及医书前往日本，首次将针灸传入日本。唐代义净法师自述在印度生活了20年，不仅运用中国的医药治愈了自身的疾病，还为众多印度民众治病，传播医药知识。日本在隋唐时期，派遣许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医药学是“遣唐使”们学习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唐代鉴真大师精通医学，应邀东渡日本，带去大量医学书籍。在日十年期间，鉴真及其弟子讲经、授戒、看病、施药，毫无保留地将佛学五明之“医方明”理论和技术、中医药学理论和技术传授给日本，并撰写了一部《鉴上人秘方》，为发展日本汉方医学作出重要贡献。鉴真不仅受到当时日本朝廷的嘉奖，还被日本医药界在14世纪以前奉为始祖。

　　辽宋夏金时期，我国与邻国的医药交流更加频繁。宋神宗元年，高丽王患病，遣使来宋朝请医，宋朝派翰林医官到高丽，并带去医药百余种。宋元时期，通过中东医圣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等，中国医药知识被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阿拉伯商人还通过商贸将人参、茯苓、附子、朱砂、牛黄等60多种中药材转运到欧洲多国。明朝初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南洋和西洋，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东非、红海，与沿途各国开展医学交流。

　　天花是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在与天花长期不懈的斗争中，中国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来抵御这一病毒，在生物学和病毒学尚未形成学科的时代，这种基于经验的干预术挽救了大量病患的生命。据成书于1741年的张琰所著《种痘新书》记载，人痘接种术使当时天花30%以上的病死率降到了2%以下。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疫苗接种。17世纪60年代，人痘接种术通过希尔加西亚地区传至君士坦丁堡。有确切的记载称，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百余年，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为人类预防和控制天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外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我国的医书、药物、医术在清代传至朝鲜、越南、日本、印度、阿拉伯及欧洲多国。中医理论、药物、脉学、针灸等书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传播，促进了世界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外来医药本土化

　　我国传统医药在不断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善于吸收外来医药文化，通过包容吸收，实现本土化，丰富和发展了本土医药学。我国开始接受外来药物的输入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而有确切文献记录的则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中亚多国带回了葡萄、红蓝花、胡桃、大蒜等可供药用的植物，开启了我国引进外来药物的历史。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佛教医方明经书相继被翻译为中文。同一时期，朝鲜和东南亚的药物和医术也不断传入中国，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就分别收录了来自朝鲜的人参、五味子、昆布、细辛等味和来自东南亚的石硫磺、槟榔、白兔藿、犀角等药物。

　　隋唐五代时期，西域来华商人络绎不绝，带来不少当地产的药材。公元651—798年，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达4000余艘。到五代时，甚至有以“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苓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廓”的记载，来形容从波斯、大食等国传入的香药数量之巨。唐郑虔搜集西域等地传来的药物，撰写《胡本草》7卷；五代时，汉化波斯人李珣又著《海药本草》6卷，专门介绍外来药物。这两本书对我国本草学起到了重要的丰富作用。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突破，中外药物海上交流更加频繁，尤以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使节进贡最为突出。外来药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回回药”“番药”“胡药”等不同称谓。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药物制剂在宋代有了改进，出现了“丸衣”。元世祖忽必烈还设立了阿拉伯式医疗机构“广惠司”，采用阿拉伯医生和回回药给病人治病。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将新制剂法传入中国，结合中医药理论和药材，制成“花露”，不但用于治病，还用于卫生制剂流传至今。

　　回顾古代中外医药交流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医药来源背景不同，但依然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医药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各个文明产生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发展，必将携手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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