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理念，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局面。“大一统”之说源自《公羊传》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是推崇、彰显之意，“大一统”则蕴含了维护正统，即政权的唯一性、正当性、合法性之意。随着历史的发展，“大一统”更大程度上表达出“大统一”的含义，即大范围、大规模的统一，具体表现为疆域、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统一，以及怎么看待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等内容。清前期所宣扬的“大一统”，包含了以上两种内涵。

　　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朔八日，顺治皇帝于南郊祀天祭祖，祭文中有“今天下一统大业已成”的表述，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确立了统治权。十一日，他下诏书阐述这次祭祀的缘起，称：“大一统之业，礼莫重于配天；通孝思之诚，情莫切于尊祖。”这里所说的“大一统之业”是推崇清王朝统一全国之功绩，旨在彰显其统治地位，也标志着清廷从以军事征服为主到实现全方位统一的政治转向。顺治十六年（1659年），贵州巡抚赵廷臣上疏，称颂顺治皇帝在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教化、“创辟大一统之业”的功绩。康熙皇帝则多次颂扬其父“成大一统之业”的成就。这时的“大一统之业”，即是大规模统一的功业。此后，清代所言“大一统”多属此类。具体而言，清前期的“大一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六合一家”，增进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清政权肇基于东北地区，最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在逐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确立其正统性，成为清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清王朝通过编修史书等方式，一方面宣扬统一辽阔疆域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强调疆域合一而无内外之别。

　　例如，《大清一统志》是清官修史书，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历经多次编修。康熙皇帝在给编修人员的谕旨中强调，要做到“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为庆祝新修《大清一统志》书成，乾隆皇帝御制序文，描述了“大一统之盛”的情景：“禹迹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岛，大漠蛮陬，咸隶版图，置郡筑邑。声教风驰，藩服星拱，禀朔内附，六合一家。”乾隆朝君臣由衷地发出“自有书契以来志舆者，孰有如是之大一统而扩无外者乎”的感慨。

　　乾隆皇帝诏令纂修的“皇朝三通”，即《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一改“三通”以《禹贡》九州为纲的地理撰述格局，转而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编次，旨在展现清前期“非禹迹所能限”的辽阔疆域和“圣朝无外之治”。“皇朝三通”的编修者认为，当世的统治范围远超前古，《禹贡》九州已无法将其容纳其中，“洪惟圣朝丕基式廓，分土辨方，昭大一统之盛，又何取拘牵前例”。

　　“混一寰宇”，实现辽阔疆域的统一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进入山海关，并迅速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康熙皇帝着力解决三藩问题，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的管辖权全部收归清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清王朝的统一事业至此大致完成。

　　康雍乾三朝，经过征讨噶尔丹、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等军事活动，清王朝在稳固边防的同时，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乾隆朝官修《清文献通考》把准噶尔和回部故地列入“西域”细目中，与各直省并列，同属《舆地考》。乾隆朝君臣大力宣扬本朝“平定准夷、回部”的功业，认为这是清代疆域“大一统”的突出表现。

　　清朝皇帝素来以元代的辽阔疆域为目标，至乾隆年间，清王朝的统治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虽不敌元代极盛时期的统治范围，但远超汉唐宋明。而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是清代疆域“大一统”的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在《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中有“我皇清之中夏”与“汉唐宋明之中夏”这样不同的表述，意在称颂清代一改前朝在边疆地区“羁縻不绝”的局面，转而使之“咸隶版图”的功业。清前期的官修史书中，常见“混一寰宇”“整一函夏”等论述，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疆域“大一统”的重视。

　　“调和得宜”，巩固多民族的团结统一

　　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处理好民族问题，也是清王朝的重点任务。在努尔哈赤晚年时期，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各民族人口比重的变化、政治制度的改革，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开始有所调整。皇太极即位后，坚持“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皇太极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譬如五味”，唯有“调和得宜”，才能称之为美、为善。

　　顺治时期，清代的“满汉一体”“满、蒙、汉一家”政策更为深化。顺治皇帝认为，自己身为天下之主，要严禁偏私，“朕出斯民于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康熙皇帝停止修筑长城，将长城以外的广袤疆域和内地视为一体，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雍正皇帝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他把传统的“华夷之辨”归结为文化发展状态之间的差异，而非各民族之间的区分。乾隆皇帝不讳言“华夷之辨”，但他更强调“大一统”格局下各民族同为“一家”“一体”的属性。

　　清朝的“大一统”观念，脱胎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比如，清朝统治者通过联姻、北巡、木兰秋狝等形式，加强与各民族的联系；在设立和选拔职官上，讲求各民族并用；收复台湾、设置台湾府的举措，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

　　“咸昭法守”，加强治理上的统一

　　早在《大清律例》制定之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咸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展现出政治治理方面的统一性特征。

　　清前期治理上的统一，突出表现在制度、政策等方面的趋同性，西南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即是例证。雍正四年（1726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在西南地区施行。清朝在川滇黔湘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府县，把各族民众编入民户，并将无主荒地“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兴建水利工程，推广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这一系列举措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

　　清朝对各地区的治理既有统一性，也有针对性，制定政策时讲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蒙古律例》《回疆则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等条例的颁布突出反映了这一点。清朝在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设官建制并保留部分伯克、扎萨克制度；在青海、西藏等地区实行政教结合的治理模式，并从中央派遣官员进行监督管理。同时，重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遣人教导少数民族民众耕种，并鼓励内地流民前往边疆开垦荒地。这些政策的施行，增强了各地的联系，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历史事实表明，“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清前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大一统”事业在疆域开拓、民族融合、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取得突出进展，各族人民通过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增进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1VMZ0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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