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公主进藏是西藏地方同祖国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成公主的形象在文献中逐渐丰满，成为为西藏带来中原文化的使者、擅长堪舆的中原公主。文成公主形象的塑造过程反映出历史上西藏地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重视。

　　文成公主的双重形象

　　第一种形象：给西藏地区带来中原文化的使者。在伏藏文献《柱间史》中，对唐太宗赏给文成公主的嫁妆包作了这样的描述：“金玉书卷三百六，御膳食谱三百六，神饮配方三百六……大唐一十四法典，诗文曲赋及注疏，大唐法规和律令……农耕畜牧与历算，良方妙法之书卷……汉唐占卜三百部，风水吉凶妙算书……楼堂房屋善构书，各种工巧六百部……疾病诊断四百四，内诊百法外治五，药剂配方医方明……显乘密宗经律论”。在藏文史籍《汉藏史集》中则记载有“不计其数的珍宝、本尊释迦牟尼佛像、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医药、十八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由此可以看出，文成公主从中原带入吐蕃的物品包括佛像、文典、医典、农耕技术、种子、珍宝、绸缎、占卜术以及各类技工，基本涵盖了律令、宗教、文化、农业、医学、历算等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依常理，如此数量浩繁、种类齐备的物品不可能是文成公主一人带来的，甚至可能不是一次和亲可以完成的。中原地区文化、技术等输入，应是在上百年的唐蕃互动中，通过官方、民间等多途径逐步实现的。通过梳理汉藏关系史可知，中原地区的文化、技术等对西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文成公主的评价。

　　第二种形象：擅长堪舆的中原公主。擅长堪舆、占卜是文成公主在藏文文献中传承度较高的一种形象，其中以“堪舆建寺”的故事流传最为广泛。据《柱间史》记载，来自泥婆罗的赤尊公主在建造大昭寺时遇到困难，请文成公主帮忙。于是，文成公主摆好“博唐”进行推算，列出不同的地方三百六十处，将要考察的地方有一百零八处，已了解的地方有七十二处，宝地有四十五处。文成公主认为，“吐蕃王土地处仰卧之岩魔女身上，因此，岩魔女之两臂、头、两胯、两肘、两膝及四肢等，需逐一建以镇压之神殿，即使不成，亦当施以铁橛。至于卧塘湖乃岩魔女之心血，系恶趣之门，故当除之，建以神殿”。根据这些描述可知，文成公主用“博唐”之术，对吐蕃地形进行了勘定。虽然从现在掌握的史料很难考证文成公主本人是否做过如上所述的堪舆实践，但文献中大量的堪舆故事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吐蕃社会认为，来自中原的公主擅长勘定风水、改变吉凶。因此，将文成公主塑造成擅长堪舆的形象，体现了对文成公主社会地位的认可与推崇。

　　吐蕃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一方面，文成公主作为中原文化使者的形象与西藏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和技术有关。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之后，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文化方面，据《旧唐书·吐蕃传》载，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派遣酋豪子弟进入唐朝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研习《诗》《书》。在藏文典籍中，将唐太宗称为“经典皇帝”，经典指经文典籍，说明吐蕃有感于中原地区典籍丰闳，并以此特征来称呼唐朝统治者。在技术方面，吐蕃也热衷于向中原学习。永徽元年(650年)，吐蕃向唐朝“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唐高宗慷慨许焉（《旧唐书·吐蕃传》）。此后，中原的工艺、技术等大量传入吐蕃。有唐一代，唐蕃双方有记载的交聘多达290多次，其中，蕃使来唐180多次，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原文化、技术等在西藏地区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对文成公主形象的塑造，正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

　　时至今日，西藏山南地区仍流传着“二牛抬杠”耕作方法。相传，这是文成公主所授。日喀则一带的铜匠、木匠等，也都奉文成公主为祖师。同时，在西藏还流传着纺织、刺绣等技术都是文成公主所教的说法。这些都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西藏地区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文成公主擅长堪舆的形象与西藏地区倚重中原占卜思想有关。从西藏地区重视占卜、盟誓的传统习俗来看，中原地区复杂而实用的阴阳五行、历算等思想契合了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与社会需求。根据《汉藏史集》记载，松赞干布派遣子弟入唐学习占卜之法时说，以前吐蕃只有公主带来的占卜历算书籍六十种，还有从印度翻译的十二缘起、六日转轮等，占卜历算未能发达。这些子弟“要学习测算生死、推算四季时节，须与汉人接触”。由此可见，吐蕃上层对中原堪舆、占卜文化的重视。该书还记载，吐蕃四人学会测算生死、推算时节之后，结伴返回吐蕃。此时，为向赞普说明他们学到何种知识，如何推算，命他们将学会的占卜历算之法全部译成藏文。这一点，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协噶尔教法史》在描述藏地整体情况时说，“蕃域内的所有高深土地都被预言过，特别是唐书中对于风水的研究”。《贤者喜宴》在记述莲花生大师为桑耶寺的奠基堪舆之后指出，“另外有关王统的记载则说，是由汉地的卜算者进行了这种舆地勘察”。除此之外，文献记载藏地用中原风水思想堪舆过的古迹还有很多。可见，在当地的文化观念中，堪舆理论是中原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很容易把作为中原文化代表人物的文成公主与堪舆术紧密相联。

　　后世对文成公主形象的叙述，本质上是关于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往往带有明显的建构性。通过解构文成公主的双重形象可以看到，西藏有关文成公主的社会记忆深深根植于千百年来汉藏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西藏地区围绕文成公主这一核心人物进行的形象塑造，蕴含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缩影。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本文系中国社科院重大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子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典型案例调查研究”（2020ZDGH017-MZ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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