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由中国民族史学会主办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赵天晓、丁赛、史金波、何星亮、王震中、陈建樾、刘正寅、李大龙、杨文炯、彭丰文等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主题展开讨论。
　　此次研讨会是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主题学术活动，中国民族史学会旨在利用学会平台，团结凝聚民族史领域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加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报在此摘登部分发言。        ——编者

奋力谱写民族史研究的辉煌篇章

赵天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民族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比如，民族地区发展迈上新台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趋势不断增强，如何顺应形势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仍需加强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不断巩固，但局部地区反分裂形势依然严峻，国际势力干扰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风险不容小觑。在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一些错误论调同样要引起高度警惕。比如，割裂历史上中国各民族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否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错误观点从客观上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消解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削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其危害性不可忽视。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正确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学术观点，积极稳妥地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史研究自身发展，还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大学者要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工作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都要向此聚焦，中国民族史研究也不例外。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如一地贯穿到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要以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研究导向，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史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推进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理论发展与研究创新。

　　其次，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研究基础。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概括为“十二个必须”，其中第四个就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四个共同”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底”、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家史”，明确了立场和路径，既是对传统中原王朝史观、汉族中心史观的重大超越，又是对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超越。要坚持“四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研究，形成完整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与主流的价值导向，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夯实基础。

　　第三，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现实需要。中华文化蕴含深厚绵长的中华民族整体史观，形成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和重视“大一统”的优良传统，具有突出的共同体意识。从司马迁撰写《史记》开始，中华民族通过不间断的历史书写，不断加深以“大一统”为中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和以“华夷同源共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认同。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是各民族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折冲磨合碰撞，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滋养。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要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促进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过程，是56个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的过程。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做好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必须统筹多方力量，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调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团队参与其中，积极贡献智慧，相互支持、形成合力，让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提升到新的高度。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民族史学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政治引领、学术为本、服务大局，发挥好团结凝聚民族史学者专家的重要作用，奋力谱写民族史研究的辉煌篇章。

“大一统”国家形态结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

　　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

　　首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上，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体的，就在于“多元一体”之“一体”除了指整个中华民族外，还可以指整个国家，即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在国家层面上是一体的，亦即“多元一体”的一体性也是指整个国家。这是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着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家与民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究竟是怎样联系，又是怎样区别的呢，很值得探讨。国家与民族的联系和交结，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环境中，情形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上，其国家形态结构经历了三种类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都邑邦国，发展为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再发展为秦汉至明清时期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自在”的中华民族与　“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是互为表里的。

　　第二，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始于秦朝，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初设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余郡，西至甘肃、北至内蒙古、东至海及辽河以东、南至岭南的广大疆域，都包括在统一的帝制王朝之中。在“大一统”的秦王朝内，其居民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包括南方的百越系统和苗瑶系统的民族、西方部分氐羌系统的民族、北方部分阿尔泰系统的民族以及东北部分少数民族，　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样，全国境内的各民族都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内，有利于集权和统一。秦始皇为了巩固政权，统一了车轨、文字、货币和度量衡。这些统一措施与郡县制一起，对此后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的维护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国家形态结构上，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实行的是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结构。汉承秦制，汉初实行郡县二级制。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郡国守相的监督，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州部为监察区。东汉把州变为行政区，成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秦汉之后，尽管在地方行政管理的层级上，各个朝代有所差异，有的实行郡县（州县）两级制，有的实行省府县三级，清朝划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制，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依旧统称为“郡县制”。“郡县制”这样的体制机制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国家形态结构，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

　　郡县制解决了两千多年帝制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也在结构上维护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态。在这样的行政区域内，各民族杂居相处，走向融合。在郡县制行政区域之外的边疆地区，行政体制经历了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再到“改土归流”或移民实边或直接管辖，使边疆地区在逐步实现封建化的同时，也走向与内地“行政一体化”。边疆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向与内地一体化，就国家结构而言，内地郡县制的行政区域是主体力量，“中央—郡县”一元化的体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中华民族以统一的国家为框架，是一个与统一的国家互为表里的全中国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为此我们说，“中华民族”与“中国”二者所具有的一体两面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是由中国历史上国家与民族的内在关系所规定的。

　　第四，对中华民族认同与对“大一统”国家认同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从古到今，凡是强调“大一统”的国家认同，都是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讲国家认同，当然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的长期稳定，是由统一的国家结构的稳定性、统一的通用语言文字、共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经济和交通等多方面的联系所构成的。而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要素。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大一统”国家形态有莫大的关系。

民族史研究要突破传统史观局限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全党全国的大事。近年来，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从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我国民族院校和民族研究机构，发文的载体主要是民族类期刊。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课题，特别是鼓励历史学界坚持以“四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研究，为构建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实际的话语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四个共同”和“四个与共”是我们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历史研究学者要切实承担起建设话语体系的重要职责。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需要突破传统王朝史观。我国有浩如烟海的古籍，这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但是遍观已有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论著，基本是在“二十四（五）史”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叙述体系。虽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对“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全国性大讨论，八九十年代为撰写中国民族关系史再次展开全国范围的讨论，历代王朝历史不能代表中国历史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学界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历代王朝史观的影响，而是习惯于将历代王朝视为“中国”，将其与边疆政权对立起来，以致于“何谓中国，何为边疆”依然是当今不同学科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学者提出的一些企图解构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观点，被视为“新视角”“新方法”，严重冲击着传统话语体系。

　　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后，将历代王朝视为汉族政权的观点一度流行，虽然这种认识不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学界还存在忽视“民族国家”之“民族”和中国传统的人群划分有着根本性质差别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一些论著将古籍中源自于政权而凝聚形成的人群称为“民族”，并在民族关系的语境下诠释其历史。

　　实际上，“中国”概念源出于先秦时期的“京师（王畿）”，指的是“大一统”政治秩序权力核心，历代王朝自称“中国”也是出于争夺“正统”的需要。但历代王朝只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中争夺“正统”的胜出者而非全部，完整叙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涵盖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所有政权和人群的历史。

　　当今的中国是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的众多人群共同缔造的。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因为不同原因而被区分的众多人群，最终结成了密切的血肉关系，这是无法否认的史实。客观诠释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学者应该承担起的责任。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突破传统历代王朝史观、狭隘的民族史观的影响，坚持“四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牢固的学理支撑。

   （ 本组图片由中国民族史学会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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