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国北方曾存在、活跃过许多民族，少数得以建政权者大多是乍起乍兴，更多的则是作为部族群体，活动一段时期便融合进其他民族中。契丹作为一个部族群体活动了500余年，契丹真正建立政权，是在916年耶律阿保机废除契丹可汗的选举制，确立皇权世袭制。契丹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不断增进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

　　笔者认为，契丹建立政权，除客观因素和条件外，主观认识的变化在促进契丹社会发展变化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应该说，在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考察契丹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契丹人的几次重大发展都与文化认同和选择有关。历史上，当契丹人以契丹为名出现于历史记载时，已经越过了最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逐渐向部落联盟阶段发展。经过漫长发展后，契丹各部落的构成日益复杂，逐渐分化组合成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游牧于北方辽阔的草原。唐朝初年，面对强大兴盛的中原王朝，契丹首领大贺摩会率众内附。唐朝专门设立松漠都督府，任命契丹部族联盟首领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从此，契丹正式归属唐朝统治，多次助唐军征战，屡建战功。

　　这次选择，对于契丹的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受到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滋养，契丹才开始日益强盛，并在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势力衰落之时，迅速扩张，成为中国北方一支重要势力。

　　在这一发展关头，契丹再次面临文化的选择：是继续坚持“逐寒暑，随水草畜牧”的游牧生活，还是吸收中原的生产方式发展农耕？是继续坚持实行松散的部落联盟政治制度，还是按照中原的模式建立集权王朝？这一次，又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决定了契丹的发展道路。对于契丹来说，耶律阿保机即帝位建国号之举，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场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发动的社会革命。因此，随着这场革命的发生，也必然伴随着从上到下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政治文化举措。

　　首先，在形式上，耶律阿保机完全仿照中原王朝的体制，建元“神册”，对自己则采用皇帝称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同时册立自己的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皇权的统治。这宣告了契丹旧的部落氏族联盟选举制灭亡，标志着契丹社会自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其次，与中央皇权相适应，耶律阿保机在中原汉族士人的帮助下，结合契丹自身特点，比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一系列政治、文化制度。一是打破旧部族编制，建立由中央直接任免官员、规定各部落驻扎区域、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新制度；二是重用中原汉族士人，初建南北两面官制度，仿唐、五代制度，中央设枢密院、三省六部，地方设州县等行政单位；三是建立四时捺钵制度，营建都城，设立州县；四是仿造汉字创制契丹文字，结束契丹“刻木为契”的时代；五是尊孔崇儒，以儒学治国；六是诏定法律，参考中原律法，结合契丹特点，逐步形成成文法律，并设置相应的刑狱职能部门。这些在文化认同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啻为从上到下的一场政治、文化革命，对于契丹社会的全面进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除政治制度外，契丹之所以能迅速完成从部落联盟向封建政权的过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传统游牧经济的基础上，吸收大量农业人口，建州县，垦土地，发展农业。对农耕文化的认同，事实上也是契丹人思想观念转变的物质文化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在滦河上游若干年的励精图治，尤其是“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使其“专意于农”，形成“汉人安之，不复思归”的局面，才使耶律阿保机获得稳固的发展基地，建立政权称帝，进而统一契丹各部，完成社会变革。契丹人因此逐渐由游牧向农牧兼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过渡，并逐渐形成农耕地区大大向北拓展的态势，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联系日益加强、相互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契丹统治者对中华历史文化认同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尤其是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在对中华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认同意识明显增强，其南伐中原，结束中原混战，获得正统地位的愿望也愈加急切。辽太宗耶律德光诏以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为上京，改南京（今辽宁辽阳）为东京，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的举措，实质上也是辽朝整体南进政策的体现。943年，耶律德光亲至南京，部署进攻后晋的军事活动。经过几年征战，最终于946年灭后晋。次年正月，耶律德光用中原皇帝的仪仗，“备法驾入汴”，进入后晋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在崇元殿身穿中原皇帝的服饰，接受百官朝贺。同年二月，耶律德光诏令“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辽史·太宗纪下》）。契丹政权由“大契丹国”成为更具有“大一统”政权意义的“大辽国”，同时将本寓意统一的年号“会同”改为更富有统一理想的“大同”。

　　根据辽太宗即位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笔者认为，其最终选择“大辽”作为国号，应是寓有“藩汉一家”之意。这不仅表明契丹统治者对中华历史文化所抱有的认同意识，以及其渴望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表明随着契丹统治区域迅速扩大，其所辖范围内的民族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在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大量汉族士人对契丹政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急剧上升，原有的契丹国号显然已不能满足统治需要，以及努力实现一统中华的政治愿望。从契丹改国号为“辽”开始，契丹各阶层的历史文化认同也有了升华，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越来越深入。随着历史发展，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