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是生活在西北草原的一个古老民族，对于其与中原地区的关系，《隋书》和《旧唐书》的《党项传》都有所记载。这些历史记载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党项的起源是十分久远的，且与中原地区有密切关系；二是南北朝时期，党项见“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与中原王朝频繁接触；三是至少在隋朝时期，党项社会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四是到了隋朝，逐渐有党项部落内附中原王朝，有了定居意愿，并以朝贡形式体现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认同。因此，在唐初有大批党项人内附，其社会形态发生飞跃，认同也随之增强，为党项建立地方政权打下了基础。

　　应该说，党项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体现着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因素。

　　从唐朝初年开始，党项一方面受到吐蕃崛起扩张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唐朝强大政治文化的感召和优抚，各部纷纷归附唐朝，接受唐朝的羁縻管理，认同唐朝的统治。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河曲地区设置了多个羁縻州，收容内附的党项人口达34万。此后，一直帮助吐谷浑与唐作战的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也率部归附唐朝。唐朝遂在其居住的地区分设多个羁縻州，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国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在这一时期，党项社会开始从早期的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形式，逐渐被地域性的羁縻府州县所取代，在“爰受冠带，并服征徭”的新的条件下（《全唐文》卷751），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族姓部落逐渐联合，形成了地域性的部落集团。

　　随着迁徙到更接近中原的地区，党项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文化，进一步深化了其文化认同，有力推动了党项社会进步。这时的党项人除了从事传统的狩猎、畜牧业之外，还有一部分人过上了农耕生活，手工业、商业也开始发展。

　　党项人的文化认同，在推进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为其在中原西陲建立地方政权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党项开始摆脱中原王朝的羁縻。

　　黑城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物和古籍。新华社发

　　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当时以拓跋彝殷为首的党项夏州政权亦归附宋朝，拓跋氏被赐姓赵，并追封拓跋彝殷为夏王。与此同时，另一位党项首领李继迁则在夏州组织武装抗宋，依附辽朝，被封夏国王，周旋在辽、宋之间。

　　从李继迁带领党项部落反抗宋朝，到其孙元昊公开称“大夏皇帝”，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党项迅速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帝制官僚政权的历程，而这也是其不断认同中华历史文化、获取文化资源的过程。宋仁宗时的重臣富弼说：“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意思是说，西夏在认同中华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按照中原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实现自身的发展。

　　李继迁之后，其子李德明承继其遗业，一方面稳定与宋、辽的关系，从宋朝获得丰厚的“岁赐”，以各种方式发展商贸和农业，出现“禾黍如云”的繁荣景象（《范文正公集》卷9《答赵元昊书》）；另一方面，学习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兴建宫殿、宗庙、官署、馆舍等，“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西夏书事》卷9）。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得党项从政治形态到社会发展形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实现了极大发展。

　　西夏景宗元昊在先辈治理基础上，按照中原王朝的政治、礼仪、文化制度，根据统治区域的特点，进行制度文化建设，包括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广营殿宇、新定官制、规定官民服饰礼制、建立年号制度、制夏字并设蕃汉字院等等，于1038年正式建立起西夏政权。概括而言，元昊建立西夏政权所体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所建之国号曰“大夏”，具有明显的“续统”意识。这除了有因袭东晋时赫连勃勃氏所建之“大夏”国号的含义外，更深层的含义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按夏者，义训为大。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说文·文部》云：“夏，中国之人也。”大夏之名最根本的渊源，显然是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夏，而夏也是古羌人——党项人的祖先活动的舞台。

　　第二，元昊宣称自己为皇帝，国号“大夏”，使用党项语言则称“兀卒”，意为“青天子”，而名其国曰“邦泥定国”（《宋史》卷485《夏国传上》）。所谓“邦泥定国”，乃汉字“白上国”西夏文的音译，带有浓重的中华文化五行学说的意义。按五行之说，西夏国所在地位于中原以西，西方属金，其色白。这种以金德自居的意识，显然是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产物。除此之外，西夏统治者以金德自诩的另一番深意，即表明其承继唐之“土德”德运的政治统绪。

　　第三，元昊自称“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这里强调的文、武、法、礼、仁、孝等，无一不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伦理范畴，而所谓“天授”之说，亦是对中原王朝“君权神授”思想的继承。

　　党项统治者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深深影响了西夏的社会文化。20世纪初，沙俄的柯兹洛夫从内蒙古额济纳的黑城遗址盗走了大批西夏文物和文献。仅就公布的几段诗歌和谚语看，诸如“羌汉弥人同母亲”（党项人自称“弥人”），“一意治国学尧舜，一心治民循汤武”等，就能感受到党项人以及西夏政权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刻认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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