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兵岭南，“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由此开启了中原地区向岭南人口迁徙的浪潮。在历史发展中，越来越多的民族迁居广西，至元明清时期，广西基本奠定了汉、壮、瑶、苗、侗、仫佬等多民族交错居住的格局。

　　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居住格局

　　中原人口持续迁入改变了广西的民族结构和人口比例。对此，史籍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如，明中期广西“俍人半之，傜僮三之，居民二之”；清前期“傜僮居十之四五”；至清后期则是“土著民人，皆苗、傜、侗、僮，不过十分之三。其七皆来自外省之客民，湖南最多，广东次之，贵州又次之。”

　　持续性的人口迁徙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如，元代以招“撞”屯田的形式，将桂西土民迁至桂南、桂中和桂东等地。明代实施“招僮防傜”“以俍制僮”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壮族向桂东、桂中地区持续迁徙。这些持续性的人口迁徙活动，造成民族分布在地域上的重叠，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如，明中期漓江以东各州县已是“民夷参错，混同为生”（汪森《粤西文载》）。至明后期，广西“通省如桂（林）、平（乐）、梧（州）、浔（州）、南宁等处，皆民夷杂居，如错棋然”（王士性《广志绎》）。一般而言，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交往交流交融往往更为活跃和频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徙奠定了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居住格局。

　　促进了血脉交融

　　元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族际通婚。如，明人王士性指出，“军官土官，姻联瓜葛”“土官军官，联姻一体”。

　　到了清代，族际通婚更为普遍。清初，闵叙在《粤述》中记载了瑶族与汉族杂居并通婚的情况，“熟傜与土民错处，或通婚姻”。汪森所编《粤西文载》则记载了瑶族和汉族交往中，经常出现通婚并融合的现象，“沿边省民与瑶犬牙者，风声气习，及筋力技艺略相当，或与通婚姻”。清中期，嘉庆《广西通志》记载了临桂县的平地瑶“习汉文字，与民杂作，或通婚姻”。至清后期，有些移民通过通婚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新宁州志》记载了左江流域扶绥一带的情况：“本诸苗地，然遍询土人，其远祖自外来者，十之八九。初至多在城市，渐而散处四乡，与土民结婚姻，通声气。”

　　长时段、大范围的族际通婚是和睦民族关系、增进民族感情的重要渠道，实现了各民族血脉交融。

　　促进了各民族融合发展

　　语言方面。人口迁徙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在语言方面的体现最为突出。如，北宋时期，一批驻守邕州（今南宁）的湖北子弟就地定居入籍，邕州地区的语言也因此打上了深刻的移民印迹。《大明一统志》引元志说：“今邕人皆其种类，故语言类襄汉。”人口迁徙还对广西方言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嘉靖年间编修的《广西通志》称：“方言近楚者多正音，与中州同；近粤者多蛮音，与高、廉同。”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语言也逐渐相通融合。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提到，“俍，则土府州县百姓皆俍民，衣冠、饮食、言语颇与华同”，桂西的壮族与汉族已基本无异。明末清初，儒士钱澄之在《傜僮行》中记载了桂东北府江流域（今桂江流域）瑶、壮、汉等民族交往交流的场景，汉人使用瑶布，瑶人通晓汉语并着汉装，“傜僮亦杂村民住，村民往往着傜布，能通华语赐以冠”。再如元明时期迁入桂东北的回族，在迁入前即通晓汉语，迁入后逐渐习用桂柳方言。

　　风俗方面。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风俗习惯相互影响，其中又以服饰、饮食、婚俗等方面最为普遍。清雍正年间编修的《平乐府志》说：“粤西古为边服，稍逊于中州。后范祖禹邹浩之正气行乎平乐，渐仁摩义，贤才蔚起。即傜僚之居，咸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讲礼义。”提到宋代以来中原移民的不断迁入，极大地改变了广西地区的社会风气，习俗也渐趋一致。同一时期编修的《广西通志》称：“建、恩二乡亦杂傜人，风俗与民无异，男着冠履，女工机杼。”说明雍正时期全州建安、恩德两乡瑶人因与汉族杂居，其服饰与日常生活均与汉族无异。婚嫁方面，清初不少壮人“婚嫁亦凭媒妁”，这与此前以歌为媒相较，显然是受到汉族婚嫁习俗的影响。在饮食方面，广西很多民族在“三月三”有吃五色饭的习俗，明人邝露在《赤雅》里记载：“傜人社日，以南天烛染饭，竞相遗送，名曰青精饭。”说明壮、瑶族等民族在饮食习惯上也相互影响。

　　文化方面。随着各民族交往增多，通过就学、应试提升学识地位的大有人在，这既是各民族文化水平提高的表现，又是认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体现。如，清雍正时期，桂西庆远府（大概今河池一带）“诵读之声闻于空谷”；乾隆时期，桂东北昭平县壮族纷纷“遣子就学补弟子员”；道光年间，修仁县壮族以“诗书应试士林”。清代有不少壮族子弟通过就学、应试获得功名。如，乾隆年间昭平县壮族“有读书游泮而中武举者”。此外，瑶族也有参加科举考试并中榜者。如，嘉庆年间，全州“（恩乡、建乡之傜）有子弟就学列博士弟子者”；光绪年间，恭城县“（诸傜）多有读书明理援例报捐者”。

　　生产方面。元明清时期，各民族交错杂居，共同生产，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如，元代以军屯形式迁徙到桂东南、桂中、桂东北的“撞”，明代接受朝廷征调的“俍兵”和接受各地招主招佃耕戍的“僮人”，以及明代以屯田形式迁入广西的汉族，都对广西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清代改土归流后，迁徙人口将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工具和作物品种带到桂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生产发展和技术交流。清人黄之隽在《吾堂集》中称：“江西、湖广暨绍兴之薄有技而不遇者、避罪亡命者皆入土司中，土司辄留授廛舍（住房）、妻以土女，视其技之短长而上下其廪饩（津贴）。于是皆竭智殚能，各献其所长，而文史、琴棋、医卜、种艺、贾贩、工匠之属毕至，宛然文物盛矣。”　

　　总之，元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徙极大地促进了广西各民族交错杂居格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了各族共饮一江水、同耕一峒田、共度一个节、同赶一处圩、共唱一台歌、同进一家门的和谐局面，也为今天广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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