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指引云南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各族儿女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奋力闯出一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之路。

　　云南历史文化厚重，广大学者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助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本期我们展示一组昆明“三交”史研究成果。

——编者

　　　　10月18日拍摄的滇池及昆明市区。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滇池，位于云贵高原中部，地处长江、珠江和红河三大水系分水岭地带，流域面积2920平方公里，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自古以来，滇池地区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

先秦至隋朝时期：滇池流域与其他地区的交往

　　滇池流域发现的2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表明，当时滇池地区已经有了定居的农业族群。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庄蹻率军通过黔中郡入滇。《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后因归路不畅，“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入滇，开辟了滇池流域对外联系的新通道，将楚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这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滇池流域和中原交往的重要事件。1999年，昆明羊甫头墓地挖掘出土一大批色彩鲜艳、图案精美的漆器，与楚文化风格一脉相承。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郭昌、卫广将军率士卒数万之众征服劳浸、靡莫，直至滇池地区，滇王“请置吏入朝”。随后，汉武帝在滇池地区设益州郡，郡治滇池县，赐“滇王之印”,令“复长其民”。西汉在滇池地区实施屯田实边政策，“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这是滇池流域移民屯田开发的较早记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文齐任益州太守时，“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并在“率厉兵马，修障塞”的基础上，达到了“降集群夷，甚得其和”的效果，为滇池流域各民族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元和二至四年（85年—87年）,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始兴学校，渐迁其俗”，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益州郡中心区域发现的大量铁矿，为中原地区铁质农具和牛耕技术在滇池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生产交换和经济往来。考古发掘的滇池地区古墓葬中，带有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元素的器物逐渐增多，诸如目前最早见于东汉初期河南烘范窑的器型也在同时期的滇池地区墓葬中发现。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采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把军事防守和屯田垦殖结合起来，将益州郡改名为建宁郡，团结附近的“大姓”和“夷帅”，招纳同区域的村社农民为“部曲”，“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华阳国志·南中志》），稳定蜀汉在南中的统治。蜀汉官员李恢又迁永昌郡“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滇池流域农业发展。蜀汉还继承了“秦昭盟夷”惯例，规定“汉犯夷，罚黄龙一双；夷犯汉，罚清酒一钟”，加强对各自的约束，促进“夷汉”相安。

唐宋时期：滇池流域的开发

　　唐宋时期，滇池流域成为南诏、大理政权的“东都”，其政治、经济中心地位日益突出，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武德元年（618年），唐朝任命爨氏首领爨宏达为昆州（今昆明）刺史，其所辖范围为西爨（滇池地区）。天宝五年（746年），南诏占领西爨后，迁大理和保山地区20万户至此。广德二年（764年），南诏首领阁罗凤命长子凤伽异于昆州置拓东城，作为南诏的“别都”。根据《蛮书》记载，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充实拓东城。迁移至滇池地区的各民族人口，逐渐融入当地。官绅、商贾、渔民、工匠等在滇池地区的西山高峣和官渡两渡口之间往来频繁，对滇池区域的开发起到促进作用。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巅请中原工匠尉迟恭韬在滇池水滨建常乐、慧光二寺，并各建东、西二塔，今两寺已毁，两塔仍存。

　　937年至1254年，滇池流域处于大理国治下，鄯阐府（位于今昆明）继续为“东都”。大理国在政治上，与宋朝存在朝贡关系，每年朝贡滇马不低于三五百匹；在经济上，与宋朝存在着以马匹为中心的经贸往来，每年交易不低于三千五百匹。南宋战马奇缺，在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设博易场，大理马匹通过鄯阐（今昆明）、罗甸（今贵州西部）、或归乐州（今广西百色以北）送抵横山寨进行交易。

　　随着马匹外销，麝香、胡羊、长鸣鸡、云南刀、各种药材等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经鄯阐府销往外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有锦缎、丝绸及各种手工艺品。这一时期，滇池流域商贸往来频繁，人口流动集聚，出现繁荣景象。

元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发展

　　元朝时期，滇池流域成为云南行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民族人口集聚规模和交往程度大大加强。《元史》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兴农业、均赋税、省徭役、设义仓、开驿道，并“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赛典赤·赡思丁提出在滇池流域“上游筑坝蓄水、中治六河分洪灌溉、下疏海口河泄水”，加强水利系统建设，“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滇池水利工程历时3年完工，起到了雨季防洪、旱季供水的重要作用，使昆明从水患频仍之地，一变而为滇中粮仓，滇池流域坝子成为云南行省屯田的重点，其地军民屯田约占云南屯田数的三分之一。

　　到了明代，中央王朝对滇池流域的治理与利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明朝名将沐英镇守云南期间，推行卫所制度。他认为，“云南之民夷多少汉，云南之地多山少田，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于原野；收入富饶，既足以供齐民之供应，营垒连结，又足以防盗贼之出没”（《云南史料丛刊》）。洪武二十年（1387年）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朝从四川、湖南、陕西等地抽调10万余名精壮士兵入滇军屯，随军家属数量众多，垦殖农田九百余万亩。滇池坝是卫所屯田集中地区，一些士兵及家属留在这里屯田戍边，繁衍生息。

　　清朝继承“大一统”理念，重视“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持续拓土开疆、移民垦荒。雍正年间，滇池流域“所有海口河道雍瘀处所，悉已疏浚宽深，涸出膏胰田亩甚广，此在省会河道之大宗也”（鄂尔泰《修浚海口六河舒》），商人、手艺人等移民不断落籍滇池流域。改土归流、开科取士、汛塘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央王朝对滇池流域的治理更加成熟。

　　回顾历史，滇池地区的开发、建设、治理、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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