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编者
遵义会议会址外景。新华社发(宋开君 摄)
从遵义会议看“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卢毅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尤其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两个确立”的重大论断,有其特定意义和专指对象,专指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不过从党史上看,“两个确立”也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意义,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从一般性上说,“两个确立”的实质性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组织问题,一个是思想理论问题。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一百多年历程中,确立组织上的领导核心和确立思想理论上的指导思想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不断创造伟大成就、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根本保证。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回顾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背景、过程及意义,对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段话提到的两个“确立”,一个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一个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清晰点明其决定性意义,即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表述是富有新意的。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对六中全会决议,不要觉得一看就懂,其实不然。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同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决议注重运用党史基本著作成果和党史界学术研究成熟成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比如,结合遵义会议具体组织安排和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增写了‘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拓展了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概括和总结。”可见,《决议》关于遵义会议意义的新论断新表述,是具有深意的。
一方面,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一论断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相衔接。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显而易见,三个历史决议在这一问题上的论断一以贯之、高度一致。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由是观之,《决议》提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有充分依据的。
另一方面,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前两个历史决议都没有的新论断。这意味着毛泽东思想虽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正式确定为全党指导思想,但作为思想的最主要内容,其正确路线开始确立的起点则是遵义会议。这也符合历史事实。周恩来同志说,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
历史地看,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中央开始成熟。邓小平同志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朱周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前,我们党还不成熟,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这是党和人民事业在革命早期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
而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前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确立一个领导核心;而之所以没有确立领导核心,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没有提出科学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到博古,虽然都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却未能成为领导核心,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摆脱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的倾向,对中国革命无法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难孚众望。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在遵义会议之后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正可谓众望所归。
遵义会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国革命历经曲折坎坷,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先后遭受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后的14年,中国革命则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朱德同志在回顾遵义会议时曾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此处“群龙得首”,是指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路线精通”,则指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都充分证明了遵义会议的转折性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朝着正确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陈建波
我们党成立一百多年来,每到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是能直面问题,力挽狂澜,走出新路,不断取得胜利。9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就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新时代新征程,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对于我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定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90多年前,长征开始后,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红军处于生死关头,中国革命万分危急。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以往错误,确立正确路线,成为党和红军的强烈愿望和必然选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革命胜利。遵义会议充分说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理想信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夯实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坚持真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总是正确。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在斗争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是严重错误。遵义会议前,我们党还不成熟。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接受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引。刘伯承同志回忆:“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遵义会议充分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我们党自身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能够找到并坚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实道路。回顾历史,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探索,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从1921年我们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经过14年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靠中国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决定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打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遵义会议充分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强大和振兴,不能依赖外部力量,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只能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坚持团结统一。团结就是力量,统一凝聚意志。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后,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大家充分发言,集体讨论,民主协商,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得一致,通过决定。大家都严格遵守党纪,坚决遵从会议决定,一心为党,在新的基础上加强了团结统一,把党和人民事业引导到胜利的方向。红军在遵义还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宣传活动。例如,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强调“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提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号召工农群众参加革命、加入红军。遵义会议充分说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一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凝聚起强大合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欧阳恩良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留下的宝贵经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一方面,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和维护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原则。恩格斯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但是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职务虽不是最高领导人,但在党和红军最主要的军事斗争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苟坝会议上,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同时,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又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决策中实际上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另一方面,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43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坚决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是维护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中体现。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思想,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发展。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邓小平同志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鲜明指出,“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维护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根本组织原则。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二大首次确认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党的五大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指导原则并写入党章,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遵义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都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维护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中统一领导。
新时代新征程,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要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要大力弘扬“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使衷心拥护“两个确立”成为自觉意识和行动。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以实际行动彰显衷心拥护“两个确立”的政治担当。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主集中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决反对任何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的行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确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忠诚践行“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要将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深刻理解,转化为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的伟大成就,增强乘风破浪的底气。要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
【作者系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校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军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资料辑录与研究”(项目号20XKS026)阶段性成果。】
(编辑: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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