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理念的历史实践——从宇文泰改革说起
来源:中国民族报 乌兰 发布日期:2025-01-17浏览(10)人次 投稿收藏

  在几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安邦理政之道,比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德主刑辅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观念,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等等。中华民族能历经沧桑而“定于一”,能跨越千年而凝聚为一个共同体,“大一统”理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一统”贯穿中国古今,是道统之基、内聚之核、治乱之序、强盛之道。承平时代,“大一统”从理念到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在分裂走向统一的动荡时代,“大一统”凝聚人心、复归统一的价值更为彰显。中华民族处于最孱弱的时期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理念。可以说,“大一统”既是贯穿古今的政治理念,更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经久不衰的实践主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各民族相互融合,各种制度相互借鉴,丰富了“大一统”实践,推动历史在隋唐时期走向更加强大的一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宇文泰。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魏实权分别落入北齐奠基人、东魏权臣高欢和北周奠基人、西魏大将宇文泰手中。《北齐书·神武帝本纪》记载,546年,高欢率东魏军队攻打西魏位于汾河下游的重要据点玉壁(今山西稷山县),兵败而返。为反击西魏关于高欢中弩的流言,高欢召见诸贵,命将军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高欢感慨于实现“大一统”壮志未酬,“自和之,哀感流涕”。

位于山西稷山县的玉壁城遗址,这里曾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玉壁大战”。来源:稷山县人民政府网站

  在追求“大一统”之路上,历史选择了高欢的对手宇文泰。

  与同时期其他分立政权相比,西魏最为弱小。时人评论,“齐(东魏)兼并有余,周(西魏)则自守不足。”东魏占据中原富庶之地,粮食和丝绢高质高产,而西魏除了关中平原,大部分是贫瘠的黄土高原和沙漠;东魏人口逾2000万,西魏人口不及1000万;东魏掌控军队超20万人,而西魏不足3万。东魏实力强大,军队主力是以鲜卑为主的草原骑兵。宇文泰面对劣势,把解决好民族问题、促进民族融合作为破解西魏困局的关键一招。他继承北魏孝文帝改革遗产,复周礼,创建制度,促进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层面深度交融,进而形成了关陇集团。

  宇文泰的改革先从文化着手。为了寻求承继汉文化和鲜卑文化的平衡,宇文泰选择直接连接中国政治文化的源头,把承继周礼作为立国的根基,建立了一套以周礼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系统,在与南梁和东魏的竞争中,获得了文化正统的制高点。

  政治方面,宇文泰仿照周礼,实行“六官制”,颁行“六条诏书”,提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大力重用汉族士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如苏绰、李虎、赵贵等汉族士人,都身居要职。

  经济方面,恢复均田制,劝课农桑,奖励耕植,改善赋税条件。如,服役年龄从15岁改为18岁;依据经济状况,将农户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农户不服兵役,饥荒年份不服役;服兵役的家庭减免税收等。这些制度有效克服了征兵和农业生产的矛盾,让农民获得了土地,也打开了个体建立功勋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使西魏获得了强大且优质的兵源和充足的给养。

  军事方面,建立府兵制。设立八柱国,八位柱国大将军中有汉人也有鲜卑人。在八柱国之下,分立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军,形成了一套高度组织化的府兵系统。府兵采取鲜卑人与汉人混编、共同作战的策略,汉人统帅可以依靠实力和鲜卑统帅平起平坐。西魏政权还鼓励汉人与鲜卑人联姻,无论在生产劳作、战场厮杀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融为一体。

  宇文泰改革,使西魏实力快速增长。此后的10年间,西魏军队增加至20余万人。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登基,建立北周。到570年左右,北周政权以不足北齐二分之一的人口,在兵力上稳压北齐一头,并于577年灭北齐,最终统一了北方。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发现的北周文王碑,以碑文形式记录北魏、西魏、北周历史,歌颂了宇文泰的功德。

 来源:成都方志馆

  宇文泰麾下的关陇将帅,有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外祖父独孤信,他们既继承了中原传统礼制观念,也有匈奴、鲜卑、柔然等游牧民族的气质。各民族精英出将入相,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

  后人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有很多,其中关键的一条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是宽是窄,范围是开放还是收缩,是增进认同还是激化矛盾。与北魏孝文帝相比,宇文泰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家。比如,为了保持政治上的平衡,他在形式上保留了大量鲜卑元素,给军中的统兵赐鲜卑姓;六官制改革实际只在中央层面推行,地方仍沿用郡县制。但宇文泰的目的是要依靠“胡汉一体”的关陇集团,建立团结、尚武、质朴且循礼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大一统”伟业。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他主张改用鲜卑姓,给功臣豪强“赐复胡姓”,以鲜卑化强化高层认同;另一方面,以承继周礼形象示人,打破族际壁垒,促进各民族彼此接纳。对此,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说,宇文泰“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因政权频繁更迭而被视作动荡的时代。而从历史演进的逻辑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汉、唐之间,是中国历史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要解决好历史包袱中诸如政治腐败、豪强兼并、士族专横的问题,更要为历史的演进解决好族群融合、人心凝聚的问题,由此才能为后世的“大一统”培育土壤。可以说,宇文泰的改革丰富了我们理解“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历史的视角。

  (作者单位: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

(编辑: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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