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起源于西南地区，具有生津止渴、消食解腻之功效，有助于游牧民族化解以乳、肉为主的饮食结构的消极影响，因而成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重要交易物资，茶马贸易应运而生。茶马贸易是中国古代重要贸易制度，发端于唐宋，明朝发展至巅峰。茶叶因其特殊属性从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既通过制度设计具有政治功能，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又增进了各民族经济联系，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明朝对于茶马贸易的政治功能十分重视，设置茶马司并不断强化“茶法”和“马政”，制定了严密的茶马制度。

　　茶马贸易最初是一种经济交往方式，中央政府从边疆收购马匹，以茶叶、金帛等支付马价。《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回纥有助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宋神宗时，李杞受遣入蜀置买马司，于秦、凤、熙、河诸州设官茶场，以茶叶交换马匹，茶马贸易制度由此确立。到了南宋，茶马交易因政治中心南移，只剩甘肃三场和四川五场。秦场、川场的互市对象和交易马匹作用有所不同，秦场的互市对象往往是西北各族，马匹为战马重要来源；川场则大部分与西南各族互市，马匹主要用作役用。元代仍对茶叶实行专卖，因战马来源充足，所以无需补充马源，茶马交易一度中断，到了明代才重新兴起。

　　明朝大力发展茶马贸易，不仅希望通过榷茶和易马增加财政收入，还包含了巩固边疆的政治考量。四川是明朝茶马贸易的重要产茶地之一。《明史》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明朝在四川产茶地设置茶马司、茶课司、茶局、茶仓、茶转运司等专门机构，通过确定茶马比价、规定贸易年额、制定税额及茶法、完善马政等举措，带动茶叶种植、加工、运输等产业繁荣。

　　茶马司是明朝茶马交易最为重要的专门机构，一般设置大使一人、副使一人。茶马司的存在，不仅维持了中央政府与诸蕃各部的茶马贸易，还在后期保障了金牌信符制的普及，推动明朝官营茶马贸易发展到顶峰。

　　金牌信符是明朝诸蕃向朝廷缴纳马匹的凭证，“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明史》）。金牌信符的颁发，使以马代赋的制度更加完善，有效制约了官员和地方茶马走私的情况。

　　茶马贸易作为经济手段，在增加朝廷税收的同时，也促进了商贸繁荣和周边城镇兴起。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为稳定边疆局势，在西南地区广设土司、宣慰司，川藏茶马古道成为连结中原和青藏高原的交通要道。明朝川藏茶马古道主要分为“南路”黎碉道、“西路”松茂道。“南路”由邛崃、雅州（今四川雅安）至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西路”由灌县（今四川都江堰）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转输入青海。唐宋时期，雅州、黎州（今四川汉源）、碉门（今四川天全）三处，为茶马贸易规定之市场。伴随明朝茶马贸易的兴盛，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城镇更加繁荣。地处贸易要道的打箭炉“自明以来，即为汉藏互市之中心，番汉咸集，因成巨镇”（刘赞廷《康定县图志》），活跃的茶马贸易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规定，“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明外史·西番传》）。自此，穿越康区的川藏道开始成为入藏正驿。成化六年（1470年），明朝再次重申，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朝贡须“由四川路入”，明确跨越康区的川藏道成为进出西藏的官道。随着川藏道的畅通和西南边疆治理的巩固，四川逐步成为明朝茶马贸易的中枢。

　　明朝茶马贸易的发展，使得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地缘联系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业缘联系更加紧密。内地生产的茶叶、丝绸、盐、铜等物资和青藏地区生产的各种土特产通过川藏茶马古道大量交易，各民族的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科技工艺、价值观念等不断交流传播。从内地纷至沓来的客商广泛分布在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城镇和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在这里安家落户。明代中期设雅州茶马司后，当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民质淳厚，知礼节，夷民从教化，易鄙俗”。在邛崃，“人民质实，不尚浮华，勤于耕桑，力于矿炭……慕文学而知礼节”。在雅安，“俗朴讼少，黎风雅雨，男勤耕而尚礼义，妇稍织而不外饰”（《四川总志·郡县志》）。

　　明朝茶马贸易的繁荣和西南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一页。茶马贸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代，要保护和利用好茶马古道文化资源，讲好茶马古道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书写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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