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现场。

石马。

绿釉迦陵频伽。

《灵芝颂》汉文残碑,阴刻楷体,字体刚劲有力,内容为西夏崇宗乾顺所作诗歌《灵芝颂》。

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蓝靛印本。

白釉剔刻牡丹花纹瓷罐。
2025年7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当落槌声响起,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
今年7月,时值这座千年陵群申遗成功一周年,山东博物馆与宁夏博物馆联合主办“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展览汇集宁夏、山东等地珍贵文物189件,向大众展示西夏的政制典章、经济形态、文化艺术与陵寝制度,系统阐释西夏在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原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展示了西夏人留存于齐鲁大地的痕迹和故事。
典制同源 共铸统序
1038年,党项人在西北建立政权,先后与辽、北宋、金、南宋并立,这就是西夏王朝。西夏王朝从“律法承袭”“官制仿效”“治理实践”等方面对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进行继承与创新,彰显了“中国之制”在西北地区的延伸,为后世大一统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次展览以图片形式介绍了20世纪初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核心法律典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原件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刊行的法典,基本框架与核心精神主要受《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等中原王朝成文法的影响,比如直接遵循“十恶”“八议”“官当”等儒家司法理念,整合刑律与事务性法条等不同形式。同时,根据西夏社会的具体情况,法典又做出因地制宜的变通,比如设立严谨的畜牧法,对牲畜、草场及水源给予严格的保护;虽然沿用中原的“五刑”,但是以“罚马”代替“赎铜”。
展览展出的数枚官方首领铜印,同样反映了西夏政治“仿唐宋之制”的特点,其文字用西夏文,内容是“首领”二字,形制与篆刻风格则学习唐宋官印。
展品内宿待命铜牌,又称宿卫牌,正面阴刻西夏文“内宿待命”四字,背面刻有人名“波年十月山”。其形制借鉴北宋符牌管理制度,为西夏精锐部队“御围内六班直”轮值凭证。牌证由西夏内宿司颁发,用于宫廷禁卫与当值待命人员的身份识别。该符牌与“守御牌”共同构成内宿卫、外防御的军事信物体系,是西夏政治制度继承中原治理实践的实物例证。
农牧并举 经济互通
位于西北的西夏,其核心区是宁夏平原。这里东有黄河从南向北穿过,提供大量灌溉的水资源,西有高耸的贺兰山,像一道屏障挡住西北来的风沙与严寒,为这片土地提供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
为开垦土地,西夏从中原地区引进了先进的农耕技术。犁、铲、镰刀等中原农具,以及播种技艺、治水经验等,随着中原人的不断到来而传入西夏社会。在甘肃酒泉榆林窟壁画中,有“二牛抬杠”的场景,表明西夏与当时的中原一样,已经使用牛耕。此次展览展出的一对铜牛和石马,属于西夏陵中的陪葬物,出土时马头朝外、牛头朝内,寓意“出马征战,牛入耕作”。牛和马分别代表着农耕与游牧,共同构成西夏社会重要的生产方式。
在发展农耕与畜牧业的基础上,西夏的手工业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展览以图片展示了西夏形态多样的手工产业,表现如何锻铁、酿酒,以及制作瓷器和金属器具。在烧制瓷器方面,西夏人学习宋人定窑的白釉技艺、磁州窑的剔花工艺和耀州窑的印花技术,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灵武窑。展品中的两件精美瓷器尤能代表西夏灵武窑瓷的特点:一件是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这种扁壶借鉴牧民盛水皮囊的形制,是按照当地生活实践改造的器具;另一件是白釉剔刻牡丹花纹瓷罐,罐身的开光折枝牡丹纹是西夏剔刻花瓷器的典型纹样。西夏白瓷洁白细腻,釉色温润,制作精致考究,其工艺创新是在烧制过程中加入石英粉末以提升瓷器的品质。
西夏还有高超的金属制造工艺,其“夏人剑”颇负盛名,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从展览所展示“锻铁图”可以看出,西夏人使用的是竖式双扇风箱,能够连续鼓风,使炉膛持续高温,从而烧制出质地更为纯粹的金属原料。展览中的花瓣形镂孔饰件、曲角银叉等金属器品,展现了西夏金属制造的精湛工艺。
透过展览可以看到,西夏社会充分吸收中原技术,通过农牧并举、发展制瓷、金工良造等措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与器具,实现了西夏与中原在经济形态上的互补共融,推进了区域经济融聚发展的历史进程。
双语并行 文脉共传
辽宋夏金时期,西夏与各族群交流往来,发展出多元融合的灿烂文化。展览从双语并行、三教兼融等方面,展示了西夏相关文物,体现出西夏在语言文字、思想信仰、艺术审美等方面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和不断创造。
清嘉庆九年(1804年),学者张澍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大云寺游览时,发现了一块特殊的石碑,碑阴是汉文,落款“天佑民安五年”,这是西夏崇宗乾顺的年号。碑阳的文字却无法识别,后证实其为西夏文。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100年后,俄罗斯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挖出了大量的文献、经卷与文物。文献中有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成为解开西夏文字与历史之谜的关键。它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它是一本双语字典,“番”是西夏人自称,《番汉合时掌中珠》正是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对照辞书。
此次展览将“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与《番汉合时掌中珠》予以展示。其中,感应塔碑以拓片的形式被展示。在巨大的拓片面前,观众能够在展厅感受到西夏王朝的宏阔气息。《番汉合时掌中珠》则为蓝靛印本(复印件),蓝底白字,四栏布局,从右往左依次是:汉字注音、西夏文字、汉文释义、西夏文注音。《番汉合时掌中珠》为破解西夏文提供了关键依据,也为了解西夏历史与文化奠定了基础。
西夏文并不是党项人的传统文字,而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授意大臣野利仁荣所创制。野利仁荣通过模仿汉字的会意、形声等构字方法,创制出六千余西夏文字。这些文字被西夏王朝尊为“国字”,由西夏政权大力推广。
西夏文字创制后,被广泛用于翻译不同文化经典。从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看,翻译较多的是佛教经典。西夏最初崇奉汉传佛教,展览中就有一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复印件。之后西夏引入藏传佛教,形成了“显密圆融、汉藏结合”的佛教文化体系。
同时,西夏统治者大力发展儒学教育,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为教材,并修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形成了尊孔崇儒之风。
此外,西夏对道教的信仰从文物遗存中也可探知一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就有道教经典,天盛律令中一般将佛教和道教相提并论,新华街出土的青铜钟上有八卦纹饰。西夏社会儒、释、道三教兼融,是其与辽宋金交流往来的重要纽带。
共遵陵制 融合创新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党项人创立并延续189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此次展览为西夏皇陵制作了巨大的实物模型和大量的文字介绍,直观呈现帝陵的分布与特点,展示其陵寝制度与建筑景观中对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西夏陵的营建逻辑承袭中国历代帝陵,遵循传统堪舆理念。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就曾提到“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这就是“共遵陵制”。西夏皇陵承袭了中原帝陵的传统形制,坐北朝南。自南向北,最前端的是两个高耸的阙台,这是陵墓的入口,往里是碑亭,里面竖立着西夏文与汉文的石碑。西夏陵最特别之处是它的“双轴”设计。整个陵园依次分布阙台、碑亭、月城、陵城,形成沿中轴线对称的“城轴”,而在陵城之内,又有献殿、墓道、陵塔构成的“陵轴”。
琉璃建筑构件在我国历史悠久,起源于北魏,唐代已在高等级建筑上大量使用,元明清达到鼎盛。西夏和宋、辽、金并立,一边吸收继承中原的琉璃制作技术,一边把它用在西夏陵的建造上。西夏陵出土了一大批琉璃构件,造型优美,制作精良,放到今天也是“手作天花板”。在展览的入口处,摆放着一个造型瑰丽的绿釉琉璃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意思是“妙音鸟”,用来比喻佛音,原是鸟形,传入中国后变为人首鸟身,被西夏人雕刻在屋角檐脊的端部。西夏王陵出土的迦陵频伽构件,是西夏将佛教艺术与中原建筑技艺相结合的产物。
回望历史,西夏王朝的背影已湮没于尘埃,但其创造的灿烂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中。1227年西夏覆灭后,大批西夏贵族、军士、百姓离开河西故土,分批内迁关中、中原、华北,其中一部分进入山东定居生息。泰山周边地区,就是当时党项人的聚居区域之一。泰安白马寺的元代石碑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济南灵岩寺石碑上的题名,出自出生于西夏世家的杨文书讷。此次山东与宁夏的联合展览,也是深度文化交融的延续。西夏文化与山东大地齐鲁文化,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众流汇聚、多元一体的格局与特质。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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