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数十年来，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们扎根敦煌，在荒无人迹的沙漠中开辟出一片天地，为保护和弘扬祖国的瑰宝、人类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常书鸿先生于1927年到法国留学，经过刻苦钻研，在油画艺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次在法国里昂和巴黎的沙龙展中获奖，作品被法国一些美术机构和个人收藏。1936年，先生在巴黎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看到了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绘画作品，这些绘画品正是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这些优秀的祖国传统艺术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感到有责任回到祖国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些伟大的艺术。

1936年，常书鸿回国后，任北平艺专教授。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常书鸿从重庆招聘了一批画家和学者，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常书鸿率领全所职工在敦煌莫高窟展开了一系列石窟保护、壁画临摹及研究工作，结束了敦煌石窟长期以来无人管理的状态。

1945年，在常书鸿、傅斯年、向达等学者的呼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6年得以恢复重组。这一阶段，常书鸿先生率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开始了有计划的敦煌壁画临摹。

敦煌石窟的保护向来就是研究所的首要工作。当时的莫高窟下层洞窟大多被积沙所掩埋，上层洞窟大多无法登临，危崖处处。在物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常书鸿先生率全所职工清除了下层洞窟的积沙；拆除了外人在石窟中滥建的锅台和火炕；修建了部分连通洞窟的台阶；并用两年多时间，建起了一道800多米长的围墙，有效地防止了对石窟的人为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担任所长。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20世纪40至60年代，常书鸿率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花了比过去更大的精力，有计划地进行壁画和彩塑的临摹，并不断地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使远在西北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敦煌艺术的珍贵价值和历史地位开始被人们理解。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美术著作几乎没有提到过敦煌艺术；而50年代以后，凡研究中国传统美术者，几乎都充分肯定了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一重大转变，与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敦煌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奖，充分肯定了以常先生为首的全所工作者临摹敦煌壁画的巨大贡献。奖状中写道：“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颁奖状，以资鼓励。”

敦煌壁画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以前美术工作者都是按自己的喜好自由地进行临摹，常书鸿先生认为既要通过有限的临摹品反映敦煌艺术的精华，同时还要给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这样就必须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研究性的临摹。20世纪50年代开始，常先生组织全所人员开始按专题临摹，分为飞天、动物、山水、服饰、人物、图案、舟车（交通运输）等专题。1952年开始对235窟进行整窟原状原大临摹。这些临摹品在后来的历次展览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经历了1000多年风风雨雨的敦煌莫高窟，不断经受着地震和崖体结构不稳定引起的坍塌、强烈风沙的磨蚀、水的渗入等自然因素的破坏，造成了石窟崖体壁画的多种病害。常先生为此忧心忡忡，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希望莫高窟的危崖和病害壁画能得到抢救和修复。特别是1962年，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之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巨款，实施了1962年至1966年大规模的莫高窟危崖抢救加固工程。加固后的莫高窟，不仅570多米长的危崖和350多个洞窟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解决了洞窟间的交通连接问题，外观朴素无华。

常书鸿先生以他的艰苦创业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使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如随常先生到敦煌的董希文、潘絜兹、李浴、段文杰、史苇湘等成了著名的画家和学者，成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中坚力量。

先生还在工作之余写下许多动人的散文与小品，如《喜鹊的故事》《敦煌抒感》等，反映出他对敦煌的无限热爱，表现了一个艺术家丰富的生活情趣。他晚年著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全面地回顾了他的人生历程，更表现出他对敦煌的无限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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