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光孝寺，始建于三国时期，初为南越王赵佗第五代孙赵建德的宅院，后改为佛寺，曾名虞苑、诃林、王园寺、法性寺等，南宋时定名“报恩光孝禅寺”，简称光孝寺。

　　禅宗著名公案“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就发生在光孝寺，唐代六祖惠能在此开演东山法门。元代光孝寺住持翁山宗宝搜集整理《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故有《坛经》宗宝本流传于世。“禅教遍寰中，兹为最初福地；祇园开岭表，此是第一名山”，晚明高僧憨山德清为光孝寺撰书楹联。作为岭南第一座佛寺和禅宗祖庭之一，光孝寺见证了佛教在广州肇始、发展、延续的历史过程。

　　禅宗一脉自此光大

　　光孝寺法脉绵长，佛教文化底蕴深厚。三国时期，吴国名僧支谦曾在此译经，开启岭南佛典汉译传统。南朝梁时，印度高僧真谛驻锡于此，翻译《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等，奠定了中国佛教唯识学基础。唐代义净法师西行求法前曾在此学习，后成为与玄奘齐名的律学大师。

　　光孝寺闻名于世重要的原因，当属禅宗六祖惠能（638年—713年）在此出家受戒，这在禅宗史上意义重大。

　　惠能出身贫寒，因听闻《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后拜黄梅五祖弘忍为师。弘忍认可其悟性，密传衣钵。惠能得弘忍衣钵后，于唐仪凤元年（676年）正月初八至法性寺(今光孝寺)，遇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法会中，幡幢在风中摇动，引起二僧争论，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不得其正。惠能闻而告之曰：“风幡非动，乃仁者心动。”惠能语惊四座，诘论玄奥，印宗始悟玄理，连忙向惠能作礼，反尊惠能为师，并亲自为其剃度。自此，惠能开坛讲经，将禅宗一脉发扬光大。

　　风幡留妙偈，千载系人思。史料记载，唐代光孝寺风幡堂前有约一亩的白莲池，池中建一水亭，文人墨客常在池边雅聚，吟诗作乐。据说水亭柱子上曾有一副清初诗人陈恭尹题写的对联，曰：“东土耶？西土耶？古木灵根不二；风动也，幡动也，清池碧水湛然。”此联借写光孝寺树木、风幡、池水而讲说佛法，直指惠能强调的佛家修行重在修心，即心如“清池碧水湛然”的禅理。

　　惠能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顿悟法门，与禅宗北宗神秀的渐修形成对比，进而奠定了南禅“一花开五叶”的繁荣基础。《坛经》是惠能弟子根据其生平言行和说法记录整理而成，经多人编纂与修订，属于集体创作的佛教经典。

　　元代光孝寺为官府所重，香火鼎盛，岭南地区佛经的编纂刻印以《坛经》为主。现存诸本《坛经》包括敦煌本、存中本、惠昕本、契嵩本、过渡本、德异本、宗宝本、语录本和德清勘校本，有一个清晰的演变轨迹，数种本子之间还存在密切关联。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坛经》将修行融入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禅诗、山水画、园林设计中“空灵”“意境”的美学追求，多受《坛经》“无住生心”的启发。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唐代诗人王维，其作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意，即源自禅宗顿悟思想。更有日本荣西禅师将临济宗传入本国，直接承袭《坛经》“直指人心”的顿悟法门，提出“即心是佛”。高丽僧人知讷以《坛经》为核心，创立朝鲜半岛的曹溪宗，主张“顿悟渐修”，调和南北禅宗。

　　可以说，《坛经》的价值和意义不限于禅宗和中国佛教，其“顿悟自性”“不二法门”“佛法在世间”等思想，深深影响了东亚文明的哲学底色、艺术精神与社会伦理。

　　建筑文化尽显岭南之风

　　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光孝寺，占地广阔，规模宏大，布局精妙。进入寺庙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一字排列，风幡堂、六祖瘗发塔、六祖殿、观音殿等庄严肃穆。

　　光孝寺堪称岭南建筑文化的代表，保留“梭柱”“月梁”等建筑特征，是研究中国古建的活标本。古寺建筑群尤以大雄宝殿最为雄伟，主体结构保有唐宋建筑的雄浑大气与岭南风格的精巧细腻。殿内多梭形木柱和重拱六铺制作的斗拱，其造型和结构实为传统建筑中罕见之例。

　　作为建筑构件，光孝寺大雄宝殿金柱柱础反映了建筑历史和地域特点。岭南潮湿多蚁，木材易腐、易遭虫蛀。广东寺庙普遍采用“高柱础”，以高柱础避湿气，保持柱脚干爽不朽。据记载，光孝寺大雄宝殿柱础肇始于木制，后改为木石结合柱，大部分柱身为石柱，适合南方的潮湿天气，木柱部分只在高处。其“梭形柱”的柱基也很特别，用石头雕凿成须弥座的形状，显示殿堂等级之高。

　　大雄宝殿的飞檐斗拱线条流畅自然，殿顶的陶塑脊饰更是堪称一绝，包括仙人力士和花鸟鱼虫等，造型栩栩如生，每一个细节都被岭南工匠精心雕琢。陶塑人物表情或慈祥或威严；花鸟的羽毛纹理清晰，仿若微风拂过便能轻轻颤动。大殿屋顶脊饰甚为繁复，分为正脊饰、吞脊饰与蹲脊饰三种。其中正脊饰以忍冬草与凤鸟题材的浮雕为主；吞脊为龙形立体雕刻；蹲脊亦为立体雕刻，从前至后依次为麒麟-仙人-狮状小兽-仙人-小象-仙人。整个屋顶在飞动之势中彰显稳重气度，堪称中国传统建筑脊饰艺术的精妙缩影。

　　大雄宝殿槛窗及门扇均为清代遗制，其两檐间有一列鱼鳞波纹式明瓦蚝壳窗。屋檐之间的格子窗既能阻挡阳光直射，又具采光和防潮作用。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广州竹枝词二首》中写道：“牡蛎墙头常溜雨。鱼鳞窗子最禁风。”殿堂中的柱、门、窗、梁、枋、斗拱都漆朱红色，与白色墙面交相辉映，如鹤羽丹霞。门窗用斗心（棂花）拼花而成，多透空。门扇上中下为万字腰花板，古典精致，为岭南特有的门窗构造法。

　　“光孝菩提”传扬千载

　　植物是禅宗修行悟道的重要媒介，植物代表自然与和谐，禅宗用此来表现禅文化的柔善、平衡、智慧与包容。光孝寺与所处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寓情于景的同时寓意于形，造园要素均表达禅宗意境。

　　早期的光孝寺种植有大量苹婆、诃子树，用以绿化庭院。三国经学家虞翻曾在寺内广植诃子树，因此当时寺院也被称“虞苑”“诃林”。诃子树不仅是佛教圣树，还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幼果干燥后可治慢性咽喉炎、咽喉干燥等。《岭南异物志》记载，当诃子成熟时，每有佳客来访，光孝寺寺僧会用新摘的诃子煎汤招待客人。据载，唐天宝八年(749年)，鉴真见“此寺有诃黎勒树二株，子如大枣”。至今光孝寺大门内侧还悬挂着一块“诃林”的匾额。

　　寺因木而古，木因寺而神。除了“诃林”一名，光孝寺内的菩提树因六祖惠能在其下受戒更为出名，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的“光孝菩提”，指的就是寺内菩提大树枝叶茂密如林、神秘而幽深的景象。

　　梁天监年间，古印度高僧自西天竺持两棵菩提树，一棵种在光孝寺内的戒坛前，另一棵种于江门台山灵湖寺，后又分一株种于韶关南华寺。南汉刘鋹曾十分关注光孝寺菩提树，《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鋹传》载：“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围，传云萧梁时西域僧真谛之所手植，盖四百余年矣。”南汉林衢《题广州光孝寺》亦有“旧煎诃子泉犹冽，新种菩提叶又繁”之句。明代憨山德清更有《法性寺菩提树作》诗云：“道种来西竺，灵根植上方。果成从释梵，花发自梁唐。叶覆慈云密，枝垂法雨香。归依聊敬仰，五热顿清凉。”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载：“光孝寺，旧有五六十株。……诃树不知伐自何时，今惟佛殿左有菩提一株，殿前有榕四株，门有蒲葵二株为古物……”遗憾的是，光孝寺的菩提树和诃子树等植株历史上曾屡遭毁死，现在的菩提树是清嘉庆四年（1799年），光孝寺监院瑞葛亲往韶关南华寺剪取树枝，续种在原处的。

　　悠悠千年，梵音绕梁。当年惠能受戒的戒坛今已不存，但寺内的菩提树依然生机勃勃，屹立在大雄宝殿的东北角，与六祖瘗发塔相依并立。“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古树如般若的种子，扎根在光孝寺。光孝寺寺僧现今仍保留坐禅、诵戒等传统修行方式，每年举办“六祖文化节”，吸引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禅僧前来参访。

　　光孝寺不仅是佛教地理上的“岭南首刹”，更是佛教文化中的“顿悟之门”——浓缩了佛教从精英文化到平民实践的中国化历程。古寺以其“一寺即一部佛教史”的地位，至今仍在东亚文明对话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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