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主教以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化，吸引了儒家士大夫。到了清朝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它就失去了这种纯粹的文化吸引力，混合了太多政治元素，李鸿章就曾声称当时绝少有士大夫信仰基督教。虽然在中国传播却与中国文化存在巨大的隔膜，这种隔膜无疑制造了许多的对立与灾难。

  直到清朝灭亡后数年，一位前清翰林皈依基督教，开始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思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这位翰林名叫吴震春，字雷川，以字行世，原籍浙江杭州，1870年生于当时的江苏萧县。1893年，吴雷川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1898年，以二甲第三十一名中进士，并以朝考一等被点为翰林庶吉士。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之地，年未三十的吴雷川，前途无可限量。但是，据说是家庭的原因，吴雷川并未马上“入馆”深造，而是在清江浦随侍父亲和庶母。

  清江浦就是今日的江苏淮安，是运河上重要的节点，号称“九省通衢”。1902年，开风气之先的清江浦开办江苏第一所新式学校——江北大学堂，两年后改名江北高等学堂。1905年，赋闲在家的吴雷川受聘为江北高等学堂校长，开始了他从事大半生的文化与教育事业。第二年，吴雷川出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兼任杭州提学司学务公所议绅。1909年，吴雷川进京，在新设立的进士馆学习一年，随后回到杭州出任巡抚衙门学务参事，同年升为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时，他短暂出任杭州市长，后出任浙江省教育司佥事，再调任北京教育部佥事。1924年，升任教育部参事。1928年，他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但翌年旋即辞任。

  正是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吴雷川接触到了基督教。在北京工作时，吴雷川与他的朋友住在宣武门内东太平街，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1914年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吴雷川去拜访他的朋友，谈话不久，朋友起身要去教堂做礼拜，这令他非常诧异。为了搞清楚为什么有知识的朋友会信基督教，他特意去买了一本《圣经》，渐渐对基督教心生好感，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也参加了教会的礼拜，并于1915年10月在圣公会受洗入教。

  一位前清翰林成为基督教徒，一位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尖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产生了交汇，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场景。吴雷川的皈依为中国基督教带去了一种新的境界和视野，正如他自己所说：“以本国文化为立场，参合时代思潮来论述基督教”。这个宣称涉及了三个方面，本国文化、时代思潮与基督教。

  吴雷川批评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中因为卷入政治而导致百弊丛生，并且教义有着严重的教条化倾向。他认为，这些弊病被基督教带入中国，导致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与政治结合，依仗列强的武力传教，以不平等条约保护传教，这种错误使基督教在中国根基不固。第二个问题是基督教内部宗派林立，各守成见，导致教会本身矛盾百出，难以在中国扎根。第三个问题是传教士急功近利，以各类利益为手段引人入教，以至于中国教徒成分混杂。这些人常常为自身利益利用教会，导致民教相仇。而且，因为信徒中缺乏知识精英阶层，让传教士无法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明。传教士抹煞中国的典章文物，甚至把中国视为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这些都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反感，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缺乏根基。

  1923年，吴雷川与吴耀宗、刘廷芳等人成立“真理社”，他们学习古今中外的经典和社会经验，寻找探索富国、强国的真理，意识到没有国家主权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繁荣富强，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中国基督教会。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利用基督教危害中国和中华民族利益，直接影响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摆脱外国势力控制，反对不平等条约，走中国教会自立的道路才是必由之路。

  吴雷川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具有共同之处，基督教的“圣子”基督与儒家的“圣人”孔子，有某种不谋而合的内涵；他又称“墨耶二圣心理相同”，把墨子与耶稣并列。基督教《圣经》中的“弥赛亚”，中国经典中的圣人，两者都指向一种具有神圣性的伟大人格，这种道德完美的人格就体现在耶稣、孔子与墨子身上。吴雷川著有《墨翟与耶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而且，他进一步将耶稣进行一种现世化的处理，将他的教训、行为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福音，将他的“天国”理解为一种理想的新社会。吴雷川把基督教的彼岸天国拉回到现实世界，认为其相当于儒家的“大同世界”。他的这一观点，是站在中国文化强烈的现实关怀角度，将彼岸信仰浓厚的基督教改造为一种更关注现实的社会福音，最终使两者能够融合服务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

  吴雷川虽然是清朝的翰林，但他既不滞化也不保守；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徒，却并不盲从也不迷信。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关心着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认为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基督教，都应服务于此。当这一目标加诸中国文化时，他以一种现代政治观和进步历史观来改造旧文化；当这一目标加诸基督教时，他“以本国文化为立场，参合时代思潮来论述基督教”。他主张基督教通过自身的本色化改造，融入中国文化，扎根中国社会。

  1922年，吴雷川在燕京大学兼职教授国文，3年后被燕大聘为专职教授。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发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教育部规定外资开办的学校需要进行注册，校长或副校长中必须有一人为中国人，董事会中中国人必须占多数，不得强制学生上宗教课程。1926年，吴雷川出任燕大副校长，3年后任校长，成为这个教会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但是，真正掌握学校实权的依旧是原校长司徒雷登，校委会开会的地点依旧设在司徒雷登的家中，并且使用英语。吴雷川不懂英语，不久后即拒绝出席会议，并且于1931年提出辞职，直到1934年辞去校长职务，转任普通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许多职员被捕入狱，吴雷川因年高而幸免。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封校，吴雷川移居城内杭州会馆，鬻字为生。日本人和伪政府因其声望卓著，强请其出任伪职，被他拒绝。1944年10月26日，吴雷川在北平去世，享年74岁。

  吴雷川的一生，横跨中国动荡的近代史，70多年的耳闻目睹，无不是国事凋零、伤心满怀。吴雷川身上有许多标签，前朝翰林又皈依基督教，教育部新贵出任教会大学校长，但是无论身份如何变换，他的底色都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一生的学问和思考，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更新、国家重造与民族复兴展开，代表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新高度，开辟了基督教神学本色化的新路径。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