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广袤美丽的中国大地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冲击。此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时局。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从未有过一家西方媒体将中国共产党正式报道给世界。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国际上充满疑问却少有回答。“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斯诺这样写道。

  1936年，在谨慎考虑后，斯诺作出决定：到陕北去！他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登上了去往西安的火车，成为第一位到红色苏区报道工农红军的西方记者。

  此时的斯诺不会想到，这一趟神奇的红色之旅，将会成为一段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旅程。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这样宏大而陌生的题目，斯诺显然做好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斯诺以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思考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尖锐而切中要害的关键问题，例如：“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后续文章中，读者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使得《红星照耀中国》不仅仅只是对苏区生活的描摹和再现，更是对经历了伟大长征淬炼的中国共产党的深度研究报告，使其价值超越了一般的新闻纪实作品。

  抵达陕甘宁苏区后，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一名卓越的记者，斯诺以历史亲身见证者的视角，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一手的人物形象和实例——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在保安，他惊讶于毛泽东的艰苦朴素。

  “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在豫旺堡，他看到彭德怀与基层士兵同甘共苦。

  斯诺还教独臂将军蔡树藩打扑克，尝试用博古珍藏的可可粉制作蛋糕，和李德、伍修权打“三语”网球……这些人和事穿越历史，真实可感、有血有肉地在书中呈现。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斯诺与苏区社会各界人士结下的深情厚谊。

  《红星照耀中国》的魅力，还在于其朴实无华、刚健老辣、精炼隽永的文风，尤其是人物描写，寥寥数笔，人物的音容笑貌便跃然纸上，令人叹服。

  在白家坪，他这样描写对周恩来这位书生出身的“造反者”的印象：“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塍，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描写比比皆是：让斯诺懂得“阶级斗争”的红色窑工徐海东、人生五十始的教育委员徐特立、自称年纪最大的64岁红军战士老李……透过文字，我们仿佛能看到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听见他们的笑声和歌声。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了4个月的采访，离开时，他动情地说，“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随后，他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整理和写作。

  经过数月埋头整理和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斯诺用他独到的感受与生动的描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主张和目标，以及当时鲜为人知的陕甘宁苏区军民的斗争经历和生活方式。

  这本书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斯诺卓越的新闻职业素养和实事求是的写作风格，造就了这部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938年年初，《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为避开国民党当局的出版审查，这本书更名为《西行漫记》，然而朴素的书名遮不住内容的光芒，一经面世，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每当人们对《红星照耀中国》交口称赞时，斯诺总是诚恳地说：“你们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只是个记录员而已。”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序言中，他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85年过去，斯诺当年在陕甘宁苏区看见并记录的红星，如今在中国、在世界依然烁烁闪亮，而且愈加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