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山脉，地处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与渤海交汇处。其北端与大兴安岭南端几近衔接，二者以东西向的西拉木伦河为界，东北部与东北平原相接；东端与渤海相临，中间是辽西渤海傍海道；南部是华北平原；西端的西南部以白河河谷为界，与太行山脉相隔，西北部则是坝上高原与阴山余脉。燕山内部水系以滦河水系为主，大致呈西北—东南流向，与燕山山脉相切，形成诸多险要峡口。这些山口、河谷与盆地，自古便是各民族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可以说，燕山不只是一个自然生态空间，还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人文生态空间。

　　互通往来的交通廊道

　　随着各民族互通往来的地理空间日趋稳定，区域性人文交通单元逐渐形成，不仅为各民族流动与沟通提供了平台，也促进了文化交融与创新。燕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贯通南北、衔接农牧的人文地理特征。穿越燕山山脉的交通廊道，多集中于燕山东段与中段，其方向主要有东北、正北两条。

　　穿行燕山的东北方向廊道以平刚—卢龙—无终廊道为主，大致开发于西周时期，包括平刚道、卢龙道、无终道。这些通道的起点位于原属燕国的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境内）、无终县（今天津蓟州境内）、卢龙县（今河北卢龙境内），在通过燕山南麓各隘口后，越往北越趋于重合。

　　对燕山东北方向廊道的大规模建设，见于辽朝。为沟通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内）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辽朝修筑了一条官方驿路。该驿路出古北口后，穿山越岭，到达中京和上京。同时，还有一条驿路从喜峰口出发，经孟子岭、宽城，进入平泉境内，两条路在铁浆馆（今河北平泉境内）汇合。

　　燕山中段正北向的御道廊道是辽朝驿路与清朝新修线路组合而成的通道。木兰围场建成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到坝上草原秋狝、习武，并在沿线开辟御道、建立行宫，但他们所走路线并不唯一。具体来说，包括东路从喜峰口出关、中路从古北口出关的道路。其中，从古北口到木兰围场的口外御道，最为常用和重要。

　　御道出古北口后，分为南线与北线。北线多与辽代驿路重合，南线则是随着避暑山庄的修建而开辟的新路。两条线路大体处于平行状态，京热御道逐渐以南线为主，并固定下来。在这条路上，清朝修建了30多处驻跸行宫，供皇室及随行人员停留。这些行宫中，以喀喇河屯行宫、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最为重要。避暑山庄的修建直接推动了燕山区域商贸往来、交通发展，吸引了各民族人口迁徙至此。

　　流动融居的历史舞台

　　历史上，活跃在燕山区域的民族众多。纵向来看，自先秦时期至清朝，活跃于燕山地区的族群主要如下：

　　在距今6000年前后，燕山区域的早期人类群体属于红山文化先民。其中，聚居在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山戎诸部以原始农业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经济生活方式。大约距今5000年前，随着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发展，山戎群体逐渐分化，一些从事农业的人群不断南迁，向燕山南麓移动。

　　周武王灭商后，封公奭（shì）于燕，建立诸侯国燕。燕国逐渐向北、向西扩张，与山戎产生矛盾。山戎不断南下，与燕国、齐国发生冲突。《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曾“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齐桓公的武功，使周文明扩散至燕山以北的广大区域。文献记载的“狄”“胡”“貉”“屠何”“山戎”“令支”“孤竹”等，就是生活在燕山南北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各部族。《春秋左传》也记载，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由此可知，肃慎与燕、亳相连。战国晚期，属北狄集团支系的匈奴崛起于北方，征服各部，概称匈奴。

　　秦时，定居于燕山区域的人群大体仍是周之燕人、山戎、东胡与匈奴等。西汉时，匈奴逐渐分化，东胡之乌桓、鲜卑不断西进南下。东汉时，燕山区域主要生活着汉、匈奴、乌桓、东部鲜卑等人群。汉末，曹魏政权率军进入燕山，北征乌桓，退至东北。随着中原局势的动荡，鲜卑拓跋部、宇文部、段部、慕容部先后南下迁徙，扩散至燕山一带。南北朝时期，燕山一带主要是汉、鲜卑各部等人群杂居。这一时期，北方、东北方的游牧、狩猎民族不断西进、南下，燕山成为多民族流动地带。

　　北魏时，东胡一部的奚人逐渐迁徙到燕山北部。隋时，奚人散居于整个燕山境内。唐初，契丹与奚人均归顺唐朝，合称“二蕃”。唐太宗在燕山设置机构，任用契丹、奚人首领进行治理。辽宋夏金时期，不仅有契丹人、汉人、奚人定居于燕山区域，辽朝还将渤海人、女真人迁入此地。金朝崛起后，燕山区域各民族的流动迁徙更加频繁。蒙古灭金后，蒙古人迁徙到燕山一带，同时还有来自西亚、中亚的色目人。明初，燕山一带归蒙古兀良哈三卫放牧使用。到了清朝，在燕山区域，满、汉、蒙古、藏、回等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已十分深入。

　　修教齐政的治理传统

　　考古遗迹和文献记载均表明，历史上，中央王朝在燕山一带有成建制的行政设置与治理规划，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性政权也十分重视对这里的建制管辖。

　　西周初年，燕国于此区域置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秦汉时期，大致以旧制设郡县。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乌桓、鲜卑、奚、契丹、突厥等族群融居于此。辽宋夏金时期，辽朝将这里划归析津府、大定府等管辖，金朝将其归北京路、大定府等。元朝，这里归上都路、大都路、大宁路等管辖。明初，归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各卫，永乐年间划归蒙古朵颜卫统辖。可以说，在清朝以前，燕山地区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拉锯的交错区域，在管理上也是“居”与“游”不断变换。

　　有清一代，奠定了燕山区域现代行政区划基础。这一时期，燕山绝大部分在热河境内，清政府对这一区域采取分而治之、诸制并举的治理策略。康熙四十年（1701年），皇帝下旨修建喀喇河屯行宫，便于蒙古王公到此觐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热河上营处兴建避暑山庄，以便定期北巡秋狝驻跸、接见少数民族首领。设热河总管，归内务府，主管热河行宫、寺庙事务以及卓索图盟、昭乌达盟边民事务。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热河地区共设置了七个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为加强管理，将七厅统一改为府（州）县。此后历经多次调整，热河地区形成以热河都统、热河道为核心，八旗驻防、绿营、盟旗和府、厅、州、县相结合为基础的行政体系。清代热河境内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从边疆地区到内地政区的发展过程，这一行政区划变革表明，该地区经过长期的移民迁徙与开发，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朝也逐步使用与内地统一的行政制度对此地进行管理。

　　总的来看，民族共同体的融合与形成需要十分复杂的现实条件，其中，制度性因素是通过政治上的行政管理建立起来的。正是这些举措，形成了以政治秩序为充分条件的“一体”基础，使人口的迁徙流动随着政治变革与军事行动而起伏变动，使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共同性。

　　多元一体的文化样貌

　　燕山山脉具有多样性地貌、多层次空间、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并存的特点。身处这片广阔空间，各民族或南下、或北上流动迁徙，或定居在河谷、山间平坦地带，从事生产生活、物品交换。日常频繁的接触，潜移默化地增进了各民族对彼此的认同，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样貌。

　　燕山区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也是理解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国社会整体性的代表性地区。从宏观上看，这里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地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狩猎文化在这里交汇。从微观上看，这一区域内存在诸多民族交融的村落，它们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态历史博物馆，是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重要实证。

　　西周时期，山戎与燕人频繁互动。受燕国影响，山戎的制造技术比较先进。北京延庆山戎墓葬出土的青铜短剑，虽然锡含量略低，锋利度稍逊，但技术远先进于周边其他游牧民族。《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成王主持诸侯大会，山戎也参加了，并进贡特产“戎菽”（大豆）。有学者认为，这是关于山戎与中原进行物质文化交往的最早文献记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慕容氏在北方建立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位于辽宁省北票市的北燕贵族冯素弗夫妇墓出土了5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金步摇、鸭形玻璃注、金珰佛像等大量珍贵文物。金珰是汉晋以来高级官吏冠前的饰物，金珰佛像在北燕墓中发现，反映出中原文化对鲜卑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代，契丹与汉文化的交融更加明显。比如，辽上京的都城规划理念与格局表明，辽在吸收中原都城规划理念的基础上，融合自身传统进行创新，对后世都城形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又如，辽三彩属于低温彩色釉陶，有黄、绿、白三色釉，它是辽朝工匠在学习唐三彩的基础上，融入契丹特色发展而来的，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鲜活例证。

　　清代，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样式丰富，主要有汉式、藏式、汉藏合璧等类型，体现了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的理念。承德街内还有热河都城隍庙、热河文庙与关岳庙等，它们与外八庙一起，共同围绕避暑山庄而建，体现了“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理论。

　　总之，燕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人文地理空间，是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场域。它所体现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以及共同心理结构，是促进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的有力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燕山—长城走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验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号24CMZ076）阶段性成果。】

• 前一则:爬山调：阴山下、河套弯流出的生命之歌
• 后一则:追寻“世界屋脊”的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