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博物馆发挥文物展陈的宣传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在动员社会各界抵御日本侵略者分裂我国边疆、鼓励内地各界人士奔赴边疆开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文物展陈，为增进各民族互相了解与交流提供了平台，对于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御外侮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的文物搜集与文物展陈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我国自办博物馆之初，一批有识之士就已经注意到展陈对于开启民智、动员宣传的重要作用。1933年筹备国立中央博物院时就强调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明确指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这个时期的博物馆展陈主要以民俗类展览为主，用以推进民众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同时，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边疆危机全面爆发，边疆问题成为时人关注的重点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大高校、学术机构和大批知识分子西迁。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后由于长沙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迁往昆明。1938年4月，学校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由北平大学（西北大学前身）、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等高等院校千余名师生西迁、南渡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随着高校的西迁，文化界对边疆地区的关注进一步加强。1940年3月26日的《申报》发表了《抗建根据地的西康，参观西康文物展览会后》一文，提到：“抗战进入新阶段后，基于客观的需要，过去一般人不甚重视的边疆，今日转移了地位，变为后方经济建设的根据地了……更为一般人所重视。”

　　这一时期，在各大高校、学术机构和大批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国内报刊常刊登兴建边疆博物馆、展陈边疆文物的倡议。社会各界积极倡导、鼓励实地考察西北的风土人情，做好文物的收集和展示工作，一方面向内地的广大民众介绍西北，另一方面旨在增进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知识和文化，引导大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分子、各学术团体纷纷响应，投身边疆文物征集并积极举办文物展览会。1936年，学术团体为筹办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向西北各省征集边疆土产和文物，征集地区范围包括察哈尔、绥远、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这次展陈有7个展厅，共计展览西北地区各类文物1967件，主要包括史前文物、敦煌壁画等，以及藏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的服饰、生产生活用具等，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北地区的历史发展与风土人情。

　　七七事变后，东北和华北等地的无数珍贵文物遭到日军破坏。一些爱护民族文化的人士发出“保护大西北民族文化和艺术摇篮”的倡议，爱国艺术家王子云提出，应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前往广袤的西北地区，以敦煌为重点，运用摄影、临摹、拓印、测绘、记录等较为完备的资料收集方式，抢救收集古代艺术文物资料。这一倡议得到重视。1940年6月，由12人组成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王子云任团长。在1940年至1944年间，考察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收集艺术文物及各时代石刻艺术品拓本2000余件，绘制文物图片、文物分布地图千余件，拍摄文物照片千余张，为保护西北地区文物打下坚实的基础。1943年，当时的教育部与国立边疆文物馆发出征集文物的号令，广泛征集边疆地区的各类文物。1944年1月，边疆文物展览在重庆举办，这次展览广受欢迎，“短短的三四天光景，观众们始终是川流”，展品分为图表、模型、影片和实物四大类，展出边疆地区各民族服饰、宗教、建筑、风俗等有关的照片共450张，以及服饰、乐器等38种文物。

　　与此同时，汇聚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各大高校、学术机构以及知识分子，对西南地区的各民族文物进行了搜集和展陈。比如吴泽霖先生和他的同事成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到1942年共征集苗族文物1000余件，1941年至1942年间在贵阳举办了3场民族文物展览，面向社会传播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知识。

　　抗战时期文物展陈的重要意义

　　激发各民族爱国主义情怀。近代以来特别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成为“即器以求道”、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践行者。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当时的学人认识到，要实现救亡图存，必须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以启人民慕古之幽情，俾知民族精神之所在，以坚笃其自信之心，庶几于发扬民族不无神益”，并呼吁建立文化博物馆、展陈文物。事实证明，抗战时期的文物展陈，有效激发了各民族的爱国热情，宣传了抗日救亡思想，坚定了各民族、各阶层团结抗战的决心。这种全民性的民族意识觉醒与空前团结，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精神基础和群众基础。

　　促进了边疆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抗战时期，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这一时期文物展陈主要以展示边疆地区各民族文物为主，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1944年，青海省拉卜楞寺的藏族僧俗代表团参观中央民众教育馆举办的边疆文物展后，称该展览对“内地与边地文化之交流”意义重大。抗战期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学者在西南、西北等地调研考察的过程中，也深切认识到民族文物展陈对于边疆与内地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民族文物展陈不仅使民众增进知识”，还促进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实践证明，边疆博物馆建设和边疆文物展陈，在实施社会民众教育、打破内地与边疆隔膜、展现“中华民族是一个”理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曹大明，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教授；陈丽丽，三峡大学民族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20&ZD2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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