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的《兰花》、徐悲鸿的《三鸡图》、李可染的《牧童涉水》、吴作人的《金鱼》……走进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的“‘老先生 新时代’美术作品展”，与“老先生”的中国画精品佳作不期而遇。这些作品不仅串联起一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更展现出一幅中华美育精神的生动图谱。

　　如果说《诗经》的“风雅颂”传统奠定了中华文化的诗性基因，那么中国画的“笔墨精神”便凝铸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基因。中国画是中华传统文化孕育出的视觉艺术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哲学观念与中华美学精神的载体。13世纪晚期，中国画走向西方世界，进行了一次无声而深远的审美远征。

　　千年丹青墨韵长

　　“中国画”简称“国画”，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统称。中国传统绘画在古代语境中一般称为“丹青”，明清时期还被称为“儒画”。中国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帛画。湖南长沙楚墓先后出土了两件战国时期帛画《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前者被一些学者誉为“中华第一画”。

　　晋唐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发展至高峰，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有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张萱、周昉等。顾恺之是中国画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有作品、还有传记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女史箴图》现存多个摹本，内容为劝诫宫中女性遵循道德规范，具有强烈的叙事性，是绘画发挥“成教化、助人伦”功能的典范。

　　五代北宋时，山水画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画科。绘画主题从人物转向山水，人们在自然山水中获得心灵滋养，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从外拓转向内省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彪炳画史的山水画巨匠，如“荆关董巨”（五代四大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范宽、郭熙、李成等。郭熙的《早春图》勾勒出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大地复苏的细致变化，山间雾气浮动，穿插以行脚僧及旅人，营造出一种“可游可居、可行可望”的真山水境界。可以说，中国画中的山水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再现式自然风景，而是寄寓着理想与情怀的人文山水。

　　元明以后，文人画从文人的业余墨戏上升为中国画的主流类型。这一转变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与稍后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共同将文人画的发展推至高峰。此后明清时期的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娄东画派、扬州八怪、海派等，基本上都是在文人画的系统下发展出的流派风格。

　　中国画的“写意”与“载道”

　　在范宽《溪山行旅图》中，领略巨嶂山水的雄浑和“高远”构图带来的崇高；在倪瓒的《容膝斋图》中，感受“一水两岸”式构图的纯粹简净和兀自空亭的无人之境；在徐渭的《墨葡萄图》中，体味水墨大写意的酣畅淋漓和喷涌而出的胸中块垒……

　　中国画的意境不仅只是情与景的融合，也是艺术家思想、观念、理想和客观景物的融合。在欣赏中国画的时候，结合画家的人格修养、个人经历，用心品味，才能进入画中世界，感受画中所描绘的一景一物，感受画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领略人生之奥妙，这正是中国画的魅力所在。

　　宋代，苏轼提出“士夫画”理论，明确提出“达心适意”的功用，在应物象形、写实取真的传统之外，开文人画写意之先河。元代的赵孟頫将书法引入绘画技法体系，后经“元四家”的绘画实践，在笔墨、图式、趣味上为文人画确立了典范，同时也将文人画“逸笔草草”的写意精神塑造成中国画的审美基因。至明清时期，更是演化出水墨淋漓的大写意花鸟画风格，代表人物如“青藤白阳”徐渭和陈淳、“八大山人”朱耷、“扬州八怪”等，将中国画写意精神发挥到极致。

　　从唐代开始，画论中明确出现将绘画品第与人品修养直接关联起来的论述。比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载：“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所谓“高人”，指见识、行为超迈于常人之人，意味着个人学识和修养是决定绘画品第的关键。古人所谓“画如其人”“书如其人”，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元代杨维桢提出“故画品优劣，关于人品高下”，明代李日华认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清代王昱同样认为“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古往今来，中国艺术家认为道德境界、人格修养会直接影响作品格调，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强调艺以载道的特点密切相关。

　　中国画的“世界旅行”

　　从东方水墨的“逸笔草草”到欧洲画布的革新浪潮，中国画“写意”对物象的精神提纯与“载道”对人文理想的承载，恰似穿越时空的艺术闪电，在西方世界迸发出奇异回响。

　　13世纪晚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写下大量游记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画的介绍，这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一股“中国风”。马可·波罗并非画家，通过文字描述绘画风格终究是隔了一层。中国画传入欧洲主要依赖瓷器的传播，元青花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受到热烈追捧。

　　在很多欧洲绘画作品中也能看到青花瓷的身影，比如15世纪威尼斯画派贝利尼的《诸神之宴》，画面中心有多件青花大碗，且绘有中国画的折枝花卉图案。17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画派苏巴朗的《圣雨果的奇迹》，出现多件青花器物，左侧覆碗上绘有非常明显的中国花卉图案。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代表人物布歇有多件“中国风”类型的油画作品，如他的《中国花园》，画面中出现亭台、渔樵、青花瓷等中国元素，背景灰色调的树木有类似水墨勾染出来的中国画效果。

　　至明清时期，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使得中国画家也有机会直接看到欧洲古典绘画，西画的逼真着实令彼时的文人画家惊叹。清代宫廷画家邹一桂就曾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缁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但话锋一转，他认为西画“虽工亦匠，不入画品”。这种评价代表了当时中国画家看待西方绘画的普遍态度。

　　中国画对欧洲绘画真正产生影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派、后印象派大家莫奈、梵高、塞尚等人的重要革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启发，而日本浮世绘则主要受到中国明代画谱以及晚明陈洪绶版画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印象派的出现间接地受到中国画的影响。

　　至20世纪初，毕加索、马蒂斯则直接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毕加索与中国画大家张大千有过见面交流，他曾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的艺术”。毕加索用毛笔临摹过不少中国画册，受中国画线性用笔的启发，他用富有表现性的线条进行造型，如《小丑》纯用毛笔勾勒而成，可谓“逸笔草草”。马蒂斯创造出自由奔放、天真烂漫，富有原始生命力的野兽派，他曾说“我的灵感来自东方艺术”。他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线性用笔，加上色彩平涂法带来强烈的写意效果。

　　近现代以来，中国画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态势。齐白石强调以笔墨为核心；徐悲鸿主张学习并引进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以改进中国画的写实性；林风眠主张将中国民间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相融合，他认为绘画不应分中西，只应论好坏。同样，当今的水墨流派也是多元的，譬如写实水墨、抽象水墨、实验水墨等，都是当代艺术家对传统的创新与探索。

　　丹青承脉，笔墨千秋。中国画以其独特的笔墨形式，不仅仅是对物象的描摹，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文表达。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画家人品、学问、才情与思想的综合要求，将艺术创作与人格修养融为一体。这种对内在精神的追求，使得中国画超越了单纯技艺的范畴，成为承载文化理想与生命境界的载体，在当代社会提供一种安顿心灵的作用。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艺术学一般项目“徐渭大写意绘画的审美意象研究”（YS2411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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