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发问为创作起点，在跨越千年的历史纵深中展开叙述，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精神传承。该片从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个个具体人物入手，以小见大，用个体的生命感悟折射中华民族亘古延绵的精神内核。

　　中华文明何以从未中断？《我们中国人》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每一代都有鲜活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承载、阐释、传递中华文明。这是一种叙事主体的转换。当视角从宏大的王朝兴衰转向微观的个体命运时，文明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成为可以触摸的精神图谱。

　　孔子周游列国，不为功名，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把自己活成了理想主义的象征；墨子日夜兼程赶赴楚国，与公输盘虚拟过招，凭一己之力阻止一场战争，将“非攻”从口号变为行动。一个守“道”，一个善“术”，看似殊途，实则同归：他们都相信，个体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这种“个体即文明”的叙事逻辑，贯穿全片。

　　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挑战世袭特权；司马迁从伍子胥故事中读懂“人固有一死”的分量，选择忍辱苟活18年完成《史记》。他们并非完人，却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文明的塑造。该片从个人的自我认知与道德坚守出发，延展至社会实践中的责任担当与哲学智慧，再到对家国天下的关系思辨与对秩序和平的向往，全面描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

　　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独特视角揭示了中国式信仰的精神内核：它不是外向的祈求，而是内向的自觉；不是对神的皈依，而是对良心的叩问。楚国国相石奢放走杀人的父亲，又以死殉法——他殉的不是王法，而是心中那把叫作“良心”的尺子。在孟子看来，“良心”人皆有之。这把尺子，人人生而有之。

　　明末清初的张岱国破家亡后写下《自为墓志铭》，把自己写得一无是处：“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这不是自我贬抑，而是灵魂的彻底摊开。唐代诗人元稹写下《莺莺传》，把自己的薄情公之于众，他得不到谅解，却获得了解脱。

　　中国人的信仰，不在彼岸神明，而在深夜独处时的一次次自省与叩问。正如片中传递的那份朴素信念：吾日三省吾身，心能安则可，心不安，再大的利取之无味。

　　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安顿心灵？《我们中国人》揭示了中国士人的独特路径：在积极入世的同时，构建一个精神上的“超越世界”。魏晋乱世，阮籍穷途之哭，哭的是理想与现实的断裂，但他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庄子》《周易》中打捞出另一个世界——即便朝堂无路，心里还有竹林。陶渊明五次出仕、五次归隐，最后在田园找到答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把隐居从避世变成日常，让后人在进退之间多了一条路。

　　宋代士大夫走得更远。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把“忧”字活成行动，赈灾时带回草根树皮让王公品尝，修海堤用稻糠勘定海岸线。他们不是空谈，是在行动中修为。张载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个体生命与天下兴亡紧紧绑在一起。

　　明代王阳明完成了又一次转向。他被贬龙场，在绝境中悟出：人人都有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他把这条路从书斋铺进市井，让担水砍柴的人也能摸着门槛。

　　《我们中国人》的终极旨归，不是展示个体的精彩，而是揭示个体如何汇聚成“我们”。这种汇聚，不是简单的人数相加，而是文化、精神上的群体认同。片中呈现了两种凝聚方式。一种是纵向的：屈原追溯“高阳之苗裔”，从血脉中觉醒使命；司马迁书写历史，与被书写者产生深度共鸣；范仲淹回向先秦，从思想源头汲取力量。这是时间的凝聚，让每一个“我”都成为文明长河中的一滴。

　　另一种是横向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脱下鲜卑袍服，换上汉人衣冠，他所要的不只是北魏的皇帝，而是全天下的共主；唐太宗被诸蕃尊为“天可汗”，做到“朕不分，天下一家”；清代建造的承德避暑山庄外，矗立着12座寺庙，用藏式白台、汉式金顶诉说着多元如何共存。正是这种纵横交织的凝聚，让“我”在“我们”中找到归属，让分散的个体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文明江河。

　　当观众跟随镜头游走于历史星河，终将发现：中华文明不仅蕴藏在典籍与宫殿之中，也栖居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经由一代代人的自觉与担当，生生不息。

　　文明如镜，照见古今。他们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他们。镜头中的面孔渐渐重叠，最后映出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你、我，我们。

　　（作者顾亚奇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艺术学院副院长，龙曼莉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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